醒悟（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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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老潘头和南阳生、潘天亮、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议论了赵紫阳政改和经改的那些事，但他直言：赵紫阳与华国锋、胡耀邦一样，只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跑龙套，出演的都是悲剧角色。他认为，中国何处去？大戏在后头。

刘效胜为什么如此悲观呢？

刘效胜说：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过程，不得不说起那个陈云。

陈云，中共党内最著名的经济“操盘手”，高层领导中公认的经济学家。当然，如果单从接受教育的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经济学修养，陈云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格的。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陈云的履历表中“学历”这一栏永远填写的都是“小学”。这与当今一尊的学历极为相似。

但是，陈云凭借着几十年主管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陈云在中共党内早已成为了在经济工作领域最具有发言权，而且发言最具有权威性的一个独特的客观存在。

不容忽视和忘记的是，陈云是第一个请华国锋让贤的人。他在政治局发言：“人要有自知之明。”正是这一句话，便让他成为请华国锋让贤的第一人。

那是发生在1980年11月的事。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陈云公开讲话：“人要有自知之明！” 这句话是说给华国锋听的。

三年前的1977年，邓小平成功复出，此后中央的一切事务就慢慢转交到了邓小平手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实际领导人就变更为邓小平了。

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就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事务，粉碎了“四人帮”，及时地拨乱反正，多亏了他的努力，国内才没有产生巨大动荡。

主席走得突然，华国锋经验不足，便根据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政策，提出了“两个凡是”政策。

“两个凡是”一经面世，就在中央引起了讨论，一部分人非常支持华国锋，比如汪东兴、陈永贵，不仅肯定了“两个凡是”，还大力反对邓小平复出。

但是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却大力支持邓小平复出，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这场激烈的讨论一直持续到邓小平重回中央，仍旧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邓小平回来后，中央对华国锋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华国锋虚心接受了建议，并且主动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1980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陈云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华国锋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在1976年的几次巨大变故中，华国锋同志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有功的人。”

“但是，1976年后，华国锋同志也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使得中国的政治不够活泼、不够通畅。”

陈云先是肯定了华国锋的贡献，同时也说明了华国锋的问题。

“主席留下了三句话，是对未来路线和政策的指示，但并不代表我们要完全、刻板地按照这个政策走，华国锋同志没有将主席的政策发扬光大，甚至还要继续革命，我感到失望。”

陈云这段话十分坦白，华国锋就坐在他对面，表情从容、不动声色，但内心早已掀起了滔天巨浪。

“华国锋同志知道，在今天的会议开始前，我们就私下谈论过了。人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一个人出现了错误，就要及时地发现、改正！”

一旁的李先念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出现错误不可怕，可贵的是能认识到错误，并为之改正。”

“未来的政治生涯里，我希望我们可以多做加号、少做减号，为了国家更好的未来，我认为，华国锋同志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央主席的职务。”

此话一出，会场内顿时鸦雀无声，华国锋也低下了头。

“这些事情虽残酷，但我们必须要在十二大前就解决！”

“我的讲话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华国锋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道：“我虚心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回去我会好好考虑和反省的。”

1981年，华国锋主动辞去了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位，逐渐淡出了一线。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

《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和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一同前往美国朋友家中作客时，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书记期间并不廉洁的例⼦，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的官宅。

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又说起了陈云另⼀项“搞特殊化”的例 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由公安部九 局的⼀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职看出⼀点蛛丝马迹。

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1982年2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 “太岁头上动⼟”？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朴”、“严于律⼰”着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分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

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1985年6⽉28⽇⾄7⽉2⽇，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当地出现当地⼀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1985年7⽉13⽇，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些敏感人士嗅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后，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 为借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 “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于1909年的王鹤寿⽐李昌年长5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项南去世后不久，曾有媒体刊文分析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疑问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1986年4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

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 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可谓权倾一时，要想利用职权搞点小小的个人腐败，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作需要”。但王兆国偏偏要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除了自己做“廉洁秀”，王兆国还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着 “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相应调整，⽐如公交车配给制度从严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制度、关闭在社会上影响极坏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连当时积极倡导干部制度改七的邓小平都觉得“多此⼀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