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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老潘头和南阳生等几个年轻人讲述了赵紫阳政改故事，老潘头感叹地说：在中国能仿效西方搞“三权分立”吗？赵紫阳的政改，胆子也太大了些。
刘效胜说道：让赵紫阳陷入更深境的是那场来头最大、来势最猛的“反自由化”运动。
什么是“反自由化”运动？
对于南阳生、潘天亮和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来说，几乎一无所知。
刘效胜便开始讲述起那已被国人淡忘的故事：
胡耀邦在台上时，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耀邦与邓小平之间；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防止个人崇拜、反对“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耀邦下台后，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现在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了。
胡耀邦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质上是既管党务也管经济，所面对的又是“反自由化”运动来势正猛的复杂局面。但是，他还是巧妙地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
在中止“反自由化”的问题上，赵紫阳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的理由说服了邓小平，之后就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
当时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
赵紫阳举重若轻，1987年5月30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赵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中国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评价。
当时的“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反而在国内外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象的。
1987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建议开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党籍，提交常委们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在被开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
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甚么观点？
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
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
接着，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鲍彤转告赵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
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邓力群曾当着邓小平的面指责赵紫阳“保护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比如像严家其这样的人，居然在他的政治改革办公室里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
邓小平就问赵紫阳：紫阳同志有这件事情吗？
赵紫阳说：“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非常努力的，我坚持改革开放，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严家其同志，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他没有任何问题。”
刘效胜说：赵紫阳时期最著名的体制内智囊机构，就是在鲍彤先生主持下的三所一会。这一机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而且，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十三大结束后不久，赵紫阳就责成其智囊机构研究如何化解社会突发危机的对策，智囊们提交给赵紫阳的报告中已经把“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定期对话机制”作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体制内外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已经开始，八九运动中的几次对话，显然与此相关。
事实证明，赵紫阳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数具有开明取向，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并在六四后受到了严酷的整肃，大多数人失去了体制内的位置，许多人被关入秦城监狱，其中，鲍彤、高山、吴稼祥等人被判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前中央委员鲍彤，他在出狱后变成了坚定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的发言，彻底与血腥政权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刘效胜说：在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运动来势凶猛地严峻局面下，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便担负起中止极左思潮和拓宽言论空间的重任。赵紫阳在1987年4月见过邓小平之后，发表了“5·31讲话”，使“反自由化”无疾而终，基本上是赵紫阳在力挽狂澜。之后，在赵紫阳权力达到高峰期的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大都有气魄有胆识且言词尖锐。
1987年2月，赵紫阳听取了温家宝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赵紫阳当即指出：自由化也好，不正之风也罢，二者都压制了人民积极性，根子在于“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而解决这一大问题根本办法就是“要搞直接民主”。
“反自由化”运动的半途而废之后，在赵紫阳的支持和保护下，中国的改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现了更为自由的气氛。
刘效胜说：我分管书报刊审读工作时，《世界经济导报》也属于我的审读范围，我与钦本立有过交往。我还与他一起参加过新闻例会。
当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最为开放，变成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不过一般草根民众并不关心这些事，《世界经济导报》的发行量很低，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报纸，报纸只是精英群体的读物。
那时北京民办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民间精英思想园地，对民间精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1988年3月，赵紫阳提议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是》。即便这一名称变化巧用了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强调，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有足够的政治胆识，也断断不敢作出更名决策。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政论专题片已经变成大陆电视传媒的保留节目。同时，赵紫阳还专门会见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两人的自由经济思想成为当时政府幕僚、知识界和民营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据鲍彤先生回忆：“任何一个关心这一段历史的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查历史的记录，看看中国在这个期间、在这两年半当中有没有增加一个政治犯？有没有封闭一家报纸？有没有取缔一本杂志？关闭一个出版社？有没有宣布哪一部电影禁演？哪一本文艺作品非法？我觉得紫阳同志没有这一方面的记录。”鲍彤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紫阳对电影《芙蓉镇》的态度：在当时，该片引发出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位书记处书记请赵紫阳裁定。“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鲍彤评价说：“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在十三大把政治改革提上议程之后，政治改革便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中西方文化的大辩论也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播放，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把对政治改革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也首开大陆电视传媒的政论专题片先例。
通过“湖南军民冲突案”、“苏绍智案”、“《芙蓉镇案》”等案例，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从这些片断历史中，可以见出赵紫阳对思想、文化、艺术的开明态度。
但作为中共的元老级人物，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却只能用“愤怒”这个词儿来形容了。
1988年，王震已是80高龄的老人。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著名战将，长期以来一直以打仗作风强硬，为人性格火爆而着称于世。尽管王震一生其实并没有长时间保持蓄须的历史，但是人们依然从他强硬火爆的性格特点出发习惯称其为“王胡子”。
1988年，“王胡子”怒从何来?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领域的乌烟瘴气彻底激怒了这位共和国的元勋战将。
一部走进大众传媒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彻底搅乱了1988年的中国思想界，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河殇》的大力推广与积极支持，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态。在很多人选择了缄默或观望的时候，王震将军终于爆发了!
1988年9月30日下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式，正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准备在例行询问一下与会人员，还有没有什么事要说，即将宣布大会闭幕的时候，在主席台下列席会议的王震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喊道：“我来讲几句!”
面对所有人投来的惊愕的目光，王震几乎是用怒吼的方式完成了他的发言。
他激动异常的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面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对于王震的发言，赵紫阳很明显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在简单搪塞了几句之后，他便匆匆宣布散会了。
事后，陈云感慨地说：“在正式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像‘王胡子’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过去从未有过”。
在这次公开陈辞之前，王震其实已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表达了他对《河殇》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乱像的愤怒。比如就在这次发言前不久，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自己的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在愤怒的背后，王震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心情甚至是很有些悲凉的。在他1988年的很多谈话中都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席晚年作为的重新理解与更深刻的认识。比如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时说道：“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80高龄的王震将军终于懂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不断丢城丧地的残酷现实面前，他终于理解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1993年1月底，重病中的王震向秘书交代，让中央政策研究室来人，他要谈事情。在这次类似政治遗言的谈话中，王震又一次提到了毛泽东，提到了改革。他说：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解放初，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面倒。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手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过得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条件和基础”，“毛主席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阶层。……两极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会混乱不堪”。
刘效胜说：是严酷的现实教育了这些老人。好在，一切似乎还都不算太晚!时间是一条紧密相连的索道。在通向未来的路上，时间的锁链里总是潜藏着许多默默扩散着张力的逻辑碎片。
群體心理探索小說（瀋陽 著）
回复删除今天像烏鴉暫時湊合起來，明天又像野獸一樣四散而去。社會上的流氓集團、烏合之眾的交往就是如此，今天臭味相投便雜湊在一起，明天利益相悖，便作鳥獸散。這是一本探索群體心理的另類小說。但愿這個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從噩夢中醒悟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