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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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头对南阳生感慨地说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是支持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最得力的干将之一。胡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平反冤假错案；第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三，开启改革开放进程。

1986年底，中国大陆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中共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

南阳生不解地问道：邓小平为何强迫胡耀邦下台？这场巨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胡耀邦被赶下台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在军队问题上“妄议”。这个说法是薄一波亲口说的。薄一波在玉泉山谈到胡耀邦下台的原因时，他说，主要是胡耀邦在军队问题上说了不该说的话。因为中共一直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了“枪杆子（军权）”，谁就是中共真正的老大。虽然中共也讲“党指挥枪”，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胡耀邦指挥不了“枪”。“枪”掌握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中。在中共体制内，军队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军队的事，只有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其他人不得干涉，包括没有担任军队职务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地方官员，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如果胡耀邦在军队问题上说了令邓小平不高兴的话，是为“大忌”。

第二，被指逼邓小平退休。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据原《炎黄春秋》总编辑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介绍，1985年5月，胡耀邦接受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陆铿回香港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中共保守势力。这篇访谈在中共高层引发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胡耀邦换下来。

另有一个说法，1986年夏，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小平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说法，胡耀邦没有细想：到底是邓小平在试探他，还是邓小平的真实想法。胡耀邦信以为真，内心高兴，管不住自己的嘴，很快将这次仅限于邓、胡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了。

这段话传到中共元老、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耳朵里后，王震很生气，在中央党校公开说：“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指‘文革’帮派分子等）。”“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王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共老干部的想法。邓小平带头退休，这一帮七老八十的老干部都必须跟着退休。权和利紧密相联，没权了，利必然受影响。一时间，胡耀邦泄露出来的这段话，被传得到处都是，越传越乱，最后居然成了“胡耀邦逼宫”之说。

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因为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三，反腐败得罪不少高官。据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讲，1985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胡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这是韩天石亲口跟我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胡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虽然胡石英只判刑一年半，且不久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但是，这件事在中南海还是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中共元老子女利用父辈的权势“先富起来”的，绝不止胡石英一个，而是一批人。胡耀邦此举再次引起中共元老的不满。据一位曾在前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说，当时中共党内老人一度人人自危，最典型的是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警告身边人士和子女：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中共元老原本想让胡耀邦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正常退休。但是，胡石英事件让他们感到胡耀邦是一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等不到十三大，就逼迫胡耀邦提前下台。

第四，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有冲突的言行。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但是，邓小平给中共的改革开放划了一个框框，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共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内政外交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

但是，中共打开国门后，许多官员和学者出去一看，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科技、经济、军事等都比中国强很多。于是，不少人提出，在引起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等。

上世纪80年代，学习西方很流行。胡耀邦的一些言行对此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86年6月邓小平重新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后，胡耀邦就此发表了很多讲话。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意见、方案、建议都提出来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也多起来了。

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1986年12月学潮出现后，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一起向胡耀邦发难，一个重要理由是，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老潘头对南阳生继续说道：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老潘头向南阳生解释道：邓小平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耀邦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胡耀邦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他们一定会逼他下台，几年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老潘头解读中，南阳生获得了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