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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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说：1989年是震撼世界的一年。学运再度升级，5月10日，北京学运游行中提出了 “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要求。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刘效胜说：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访问中国。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苏决裂后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两国关系恶化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曾于1959年访问中国，作为国宾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会。苏联领袖相隔30年再次访问中国，象征两国关系改善，因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国事访问。

但那些学生领袖们则决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

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

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

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

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

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

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

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

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

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内进行。

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除了标志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

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

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

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这项言论标志着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