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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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生和王伍等一群年轻人在聚义厅闲聊时，谈到了最近中国外交部发生的丑闻。秦刚自6月25日以来神秘消失一个月，网上流出各种传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之间的绯闻。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7月21日对外称，秦刚和傅晓田2017年6月相识于意大利驻北京使馆的一次活动，秦刚当时以中共外交部助理部长的身份出席了这次活动。2018年，两人就好上了。

时事评论员苏文寅7月19日发表“秦刚触犯了习近平大忌？与傅晓田绯闻再传新证据”的文章写道，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往往是中共间谍开展谍报活动的前沿基地。而秦刚进入外交系统后和全球的中共特务间谍网保持联系。那么问题来了，秦刚坏了中共间谍不能私情的规矩，不能假戏真做并隐瞒关系和私生子，尤其是他的私生子还是美国籍。也就是说，秦刚和傅晓田的各自婚姻，都需要中共组织指定审核批准，至少不能对组织有任何隐瞒。这不仅是职业操守问题，而是更严重的忠诚问题。

对于这些传说和评论，小孔明李四不屑一顾，他认为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瞎话。

小孔明李四说：周恩来有句名言，叫做“外交无小事”，可是他自己却栽在外交的泥坑里了。如何分析当今的中国外交，不妨回往一下当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对美外交时的争斗。

1973年7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同日，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无端大肆攻击周恩来主持的外交工作：“忽然来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

11月17日，毛泽东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对周恩来提出批林彪“极左思潮”，以及2月15～19日与基辛格会谈时说，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大加挞伐。

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多次批周恩来对美外交的“投降主义”。

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训斥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不议政”，叶剑英主持的“军委不议军”。冲着周恩来说：“一打起仗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接受邓小平建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

为了考验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12月14日政治局批周会。邓小平说周恩来：“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邓小平对周恩来画龙点睛的诛心之论，道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令毛泽东兴奋不已，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有专家这样分析说：在那个会议上，邓小平的发言是一个策略，他是违心地批评周恩来。他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毛泽东也不会信任他。他如果想出来干一些事情的话，他也不得不那样做。他并不是真心要批周恩来，但是他很知道毛泽东心里面的顾虑。也许这种说法有点道理，邓小平是又在耍弄他的韬晦谋略。他成功了。

翌日，毛泽东偕邓小平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军区司令员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又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用“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直接了当地点出了邓小平的韬晦为人。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起草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于12月22日一直下达到党内外群众。

实际上，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小平在发言中对周恩来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老毛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小平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老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果然，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作出了一个新决定：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给邓小平加官进爵。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于是，善于韬晦的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从1973年底到1974年初，毛泽东一面布置批林批孔，也就是批周，一面让邓小平一步步重登中共权力核心地位。这不能不惹怒了老毛的政治妻子——江青。

江青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核心人物，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打倒刘少奇及其“司令部”，打倒林彪及其“反党集团”，批林整风以及1973年开始的批儒批周三次“路线斗争”中，他们都是功臣。江青则指责周恩来“迫不急待地要取代主席”。江青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为老毛冲锋陷阵，功勋卓著。而且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但对于老毛如此看重并加权于邓小平，他们心里是无法平衡的。

诚然，毛泽东不是不想重用江青、张春桥们，但作为权谋家，他十分明白，九届二中全会“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已将林彪及其党羽剪除，且把文革祸害归罪于林彪，但他毕竟看到人们对文革的厌倦和反感，以及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派核心人物的不得人心，用老毛的话说是“积怨甚多”。

小孔明李四说道：老毛不能不面对现实，做出必要的妥协，如放宽一些政策，压制一下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头，起用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等。这是老毛的策略，邓小平自然也心知肚明。

    毛泽东看重并重新加权于邓小平，让江青、张春桥等人非常恼怒，他们心里是无法平衡的。于是，江青开始公开的抵制。

江青为发泄胸中不平，施加压力以改变毛的决策，开始闹腾起来。她针对老毛提名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参加4月9日召开的联合国六届特别会议，公开折腾了起来。 

按以往常规，参加这类会议应由周恩来出席。但在1974年3月20日前后，毛泽东在周恩来、江青皆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王海容让外交部以部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名邓小平为团长。周恩来当时主管外交部，但几个月前因外事而痛遭老毛挞伐。于是，周恩来于3月24日即签署同意，并报毛泽东毛即行圈阅。

未料，江青对此坚决反对，并大闹政治局，几次强令外交部撤回报告。为此，老毛曾表示，“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说明江青的意见和情绪对老毛不是不起作用的。

后来由于周恩来的周旋，政治局委员（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知道是老毛的决定后，都一致表示拥护，只有江青保留自己意见。

3月27日，老毛寄书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被迫给老毛回信，表示拥护。

4月3～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赴联大发言稿等事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皆称病缺席，明显表露出他们的情绪。

4月6日，邓小平离京赴美。周恩来抱病偕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欢送。

4月19日，邓小平返京，周恩来等及数千群众又到机场迎接，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邓小平出席联大的前前后后，江青与邓小平的抵牾，已然公开化，其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宽容和支持，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为尔后毛、江、周、邓四角关系的发展做了铺垫。

李四说到这里，环视了一下同桌用餐的朋友们，笑道：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的这些日子里，王毅已在多个外交场合代行外长职务，除了出席亚细安外长系列会议，他日前还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高规格外事接待中，王毅露面，秦刚退隐。这些外交动作，与当年周恩来隐退外交，邓小平露脸，彼有几分相似之处。其实就是一场内斗，并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