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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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生曾劝妹妹南丽娃移居香港，但南丽娃婉拒了。因为她需要照顾外公在世时的朋友老潘头，老潘头的儿子潘天亮，因照顾孤独的老人，未婚。潘天亮已正式向南丽娃求婚，并答应今后一起去新加坡发展。南丽娃担心自己去了香港，老潘头没人照顾。她就主动当了老潘头的保姆。她象照顾母亲和外公那样，照料着老潘头。

南阳生、婉茹在南丽娃陪同下一起去看望了老潘头。75岁的老潘头坐在轮椅上，腿脚不利落，思维却清晰。 老潘头见到南阳生、婉茹特意前来看望他，非常高兴。

老潘头说：我已经老了，行将入木，为时不多。但我常会想起年轻时那些事和那些人，自然也会感悟一些奇特的群体心理思维。理性的个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使得他们只会把个人利益当成行动的唯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却绝难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成为目空一切的控制者，用其卑劣的手段遥控一切。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南丽娃告诉我，你是心理学博士，你能解释群体为什么偏偏会最欢迎这样的人？

突然间，南阳生对老潘头的问话无语了。南阳生确实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老潘头说：群体总会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他们很容易被美丽动听的言辞所鼓动。那些政客、精英就掌握了这一点，并利用了这一点，愚昧而无知的群体往往一呼百应，其实，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树倒猢狲散，投井下石多。真正为民请命者下场都很可悲，岳飞如此，海瑞如此，林则徐也如此。

老潘头叹息道：胡耀邦其实也如此。

老潘头开始对南阳生又讲起了胡耀邦的故事：

1976年10月12日，在怀仁堂事变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国建议。

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条中兴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

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迅速获得重用，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是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

历经磨难的胡耀邦意识到，如果不为文革中残存的干部解放出来恢复工作，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政治残局将无法挽救。

因此上任后的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此文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观点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发表。不久，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郭玉峰，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

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冤案，均与毛泽东的指示直接相关；胡耀邦坚持的理念，也逐步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产生了正面冲突。

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错误，我们应当纠正我们党和他老人家的错误；这些观点形成了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支持实施经济建设的一派最终逐步获胜。

老潘头继续说道：与此同时，尽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行动，一开始是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展开的。首要的阻力来自于各级的组织部门。因为地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各地干部及家属纷纷上访。

1978年9月，胡耀邦因此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实事求是地落实政策，“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被称为“砍旗”。他要求对于反右斗争中错划右派和“二十年表现好”的，可以直接恢复党籍，不用“甄别平反”这个名词。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以“55号文件”贯彻全国。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11月他们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最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两天公布：曾被毛泽东、四人帮定为“死案”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并迅速引起了轰动效应。此后，包括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内人党事件等也被陆续平反。1980年，他领导的中组部随后平反陶铸、陆定一、刘少奇的冤案；同年8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六教授案被平反。胡耀邦随后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最终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东北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乃至三四十年代的数起冤假错案最终均被平反。

之后，他指示中组部将调查继续推前，将之前的几起大案、要案平反。随后他继续调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将当年被定为“托派”和被肃反的蒙冤人们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张闻天等。

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年错误的政治运动的重新平反。

经过平反活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民间俗语有“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历史功绩，在组织上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最终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预备工作。

改革开放时期的1977年，是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分水岭，他在仅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从团中央领导人向党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恢复组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晋身最高领导层。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设有“党主席”），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1981年6月，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党章修改，不再设党主席、副主席职务，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领导集体的最高负责人。胡耀邦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老潘头又叹息道：然而胡耀邦对改革过于乐观，并导致一系列与中共其他领导的矛盾。他推动过快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党内以姚依林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而由于他过多干涉国务院工作，就连支持改革一派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颇为不满。

同时，胡耀邦一系列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厌恶。特别是保守派陈云指责胡耀邦的率性言行，并未能顾及具体情况。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认为胡耀邦过于自由的政治态度，超过了邓小平能够接受的极限。

1986年10月，胡耀邦仍然着手于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称将在中共十三大实现。尽管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却加剧酝酿罢黜的事情，而对此胡耀邦却毫无察觉。

同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八六学潮（又称丙寅学运，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

八六学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们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纵容。

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的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采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

高层认为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求其辞职；并指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

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点谈话。

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

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

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老潘头长叹道：胡耀邦对此早有预料。邓小平找他作了长谈，指出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感到五雷轰顶，措手不及，痛苦莫名。

南阳生陷入了沉思之中。但他对1986年的学生运动却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