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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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对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作了肯定的表述，但老潘头却迷惑地问道：既然改革开放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今还有人予以否定呢？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官媒居然连“改革开放”四个字都不提了。

刘效胜笑了：潘老问的好。中国党媒宣传总是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定了的重要奋斗目标。但现在的党媒不再大张旗鼓地说“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按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但按现在的宣传口径：现在是新时代，邓小平时代显然已是旧时代了，连毛泽东时代也是旧时代了。新旧时代是由谁划分的？新旧中国的划分时间段为1949年为线，那么如今的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划分时间线是什么年月？没人能作出准确的回答。

刘效胜说：其实，这还得从邓小平、陈云说起。

邓小平、陈云对于如何改革及改革成败的评判标准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他们认为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的前提，立足中国国情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的前提。“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积极支持并有力推动下，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人民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准备了重要条件。现在已不再提胡耀邦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他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现在，也没人重提邓小平的“解放思想”理论了。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陈云强调“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强调“比较、交换、反复”，强调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将解放思想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

同样，现在也没人讲什么陈云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了。一切唯上，唯上才是忠诚和爱党。

由于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后党才得以在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逐步深化对计划、市场、公有制、私有制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弄清社会主义本质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

立足中国国情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邓小平、陈云改革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样？改革开发的出发点是什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陈云认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四个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正是在这种对国情认识基础上，邓小平、陈云认为，中国搞现代化不能起点过高，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在邓小平、陈云立足中国实际设计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步骤和目标指引下，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微观到宏观循序渐进地稳步向前推进。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陈云将坚持这一基本路线不动摇看成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980年代，尽管赵紫阳被一些人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却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

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

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

赵紫阳和胡耀邦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

赵紫阳后来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赵紫阳在被任命为总书记一个月前，接受一场美国的电视采访时，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总书记，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

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紫阳是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一阶段要持续上百年。

在为民间创造活动空间上，赵紫阳为知识界与工人做了许多事情。赵紫阳对民主学说持开放姿态、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

1983年赵紫阳与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破坏减低到最小限度。赵紫阳在策略性地尽快结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就迅速扩大新闻自由，使中国在经过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后，还能出现一段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中国的“新启蒙”得以继续。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曾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四项基本原则备受诟病，邓小平、陈云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

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陈云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邓小平、陈云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将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既没有抱住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放、拒绝改革开放，又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照搬什么“西方模式”、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显然，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启动并不顺利，至1988年中期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刘效胜说：1989年突发“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视危机为契机，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以便推进政治改革，但学生运动最后被武力镇压收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并被后来的上位者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