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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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赵紫阳的经历已不再是他个人的悲惨遭遇，而已为一个时代的悲哀。

为了让老潘头和那些年轻人能对赵紫阳有进一步的了解，刘效胜与他们闲聊时，说起了赵紫阳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的那些事。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赵紫阳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在1962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则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赵紫阳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

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赵紫阳上任不久，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但这些政策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随同陶铸进京。

赵紫阳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是陶铸并未能听从赵紫阳的劝告，上京赴任了。

陶铸上调中央后，赵紫阳在广东失去了保护他的最大屏障，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麾下的人马黄永胜不再受到陶铸的制约，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赵紫阳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

一开始，广东的红卫兵运动虽然也在外地的影响下和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学生的带领下有所涌动，甚至发出一些质疑赵紫阳和省委的声音，但是由于陶铸晋升最高层，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铸和赵紫阳的路线，加上陶铸力保在广东前线的赵紫阳，所以赵紫阳尚可以尽力将风起云涌的造反运动置于省委的领导之下。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陶铸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反而竭力保护刘邓和一大批老干部，使他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激发，毛泽东也决心打倒这个“邓小平的代理”。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率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正式宣布陶铸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

陶铸迅速被打倒了，之后上海“一月风暴”使造反派的夺权潮向全国蔓延。

1967年1月21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对广东省委进行夺权，赵紫阳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学主楼。

不过这次夺权只是象征性的，由于造反派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广东，所以赵紫阳和他们谈判后协议由省革联监督省委，省委继续处理日常事务。

但是更大的一场风暴很快又来临，省革联和广州军区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权力斗争乃至武斗，1967年2月28日，广州军区对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进行军管，省革联最终垮台。

1967年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为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

黄永胜控制整个广东之后，赵紫阳因为是“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而成为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他被罗列了“八大罪状”并遭监护审查：

 

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大刮单干风，破坏人民公社制度；

用评功摆利，代替阶级斗争，疯狂地推行刘少奇的明左实右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顽固地坚持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拒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庇护牛鬼蛇神，陶赵互保，蛇鼠一窝；

大耍象征性夺权的阴谋；

地主阶级本性不变，沉醉于发臭、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

1971年5月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赵紫阳被分配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再度调任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1975年初，邓小平回家乡四川考察，受文革负面效应影响，当时四川的状况令邓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饱受饥饿之苦，经济上濒于崩溃，为改变四川面貌，已经复出的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主政四川，10月赵紫阳成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但那年11月，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1976年，邓小平被打倒，赵紫阳也因此受到牵连。

1976年2月14日，“四人帮”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东山再起，这为赵紫阳在四川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赵紫阳在四川任职期间，全力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农业问题上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显着成果，1977年相较于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下半年，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经验，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14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了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了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试点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均有显着提高。

刘效胜与那些年轻人闲聊时说，赵紫阳的成功不只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那个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