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1）

 

第56章  逼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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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的往事，却恍如隔夜。在智识稍正常的中国人心目中，1978年，是铭心刻骨的记忆。

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这一年的变化，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希望。

人民日报三中全会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  

75岁的老潘头坐在轮椅上的对前来看望他的南阳生继续聊起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事。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我记得，那一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进北京王府井，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的涉外宾馆。为配合紧锣密鼓的中美建交谈判，人民日报刊出副刊文章《大豆与中美科学交流》，介绍说大豆的故乡在中国，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文章配发装饰画《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日本电影《追捕》来了。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冬人，受黑社会陷害而逃亡。牧场主女儿真由美，从感激杜丘的救命之恩，到义无反顾地相助杜丘。在东京街头的围捕中，真优美的马队及时赶到，杜丘跳上马背，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长发飘飘的真由美大声回答：“因为我喜欢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样板戏”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恋爱情戏阙如。

整整一代年轻人，为这样大胆的爱情表白而震惊并怦然心动。

《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刊发一篇“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样的“吐槽”，过去视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甚至会被当作反动观点给当事人带来不测。《中国青年》杂志却借此号召年轻人坦然交流，发起人生观大讨论。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

“党内一支笔”胡乔木邀约团中央分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杂志社。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978年2月17日，一位不懂世事的数学家在人民日报占据了两块整版，这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还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接着，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邓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崭新观点，而且为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摘掉了“白专”的帽子。

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

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更多的官场博弈，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较量，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但每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意识到除旧布新的艰难和改写历史的豪迈。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很难忘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改革家、实干家胡耀邦。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胡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胡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报社负责人接听。

电话转到副总编辑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

李庄回答：“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

李庄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

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

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则是大学肄业。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文革”以来，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推翻，陆定一及长子陆德，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

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里面有句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或担心：“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老部长这么写，秦川就敢这么登。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陆定一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

在党内老同志支持下，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左”的先声。

刘少奇平反后，刘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老潘头感叹地对南阳生说道：

为让更多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胡耀邦在前边冲锋陷阵，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几乎全部老干部方阵在后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