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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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根群体中，一些不断被重复的说法会进入这些群体无意识的自我深层区域，而草根群体的行为动机正是在不断的灌输教育和政治宣传中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草根群体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草根们最终会对那些反复的宣传深信不移。历史上的政客都 懂得这个道理，谎言说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笔杆子的第一要务，就是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为统治者摇唇鼓舌上，对社会上的各种意见进行封闭和打压，让亿万草根只长一个嘴巴，发出一种声音。

老潘头为南阳生解读了这种现象。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全国发出了同一种声音。

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

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

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这就让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老潘头回忆说：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像东边邻居朝鲜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台湾也开放了党禁，取消了戒严法。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蔓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个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改研讨小组。但是，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注定要劳而无功。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

在受到邓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严厉指责后，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份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经过反复思考，1987年1月2日，胡耀邦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1月10日至15日，由薄一波主持的“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耀邦“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由于草根群体基本上是无知的愚昧的低端群体组合，他们没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整天被封闭在狭小的生活小圈子里，不可能对政治的残酷有深入的了解，为生活而生活是他们的全部认知。草根群体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政策造成的效果，个人才会进入群体后，发生质变，甚至思想感情都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当学潮风起云涌时，他们站到了学生一边。

但是控制权力的元老群体绝对不会象草根群体那样愚昧，他们关注的是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关注的是荣华富贵失而复得的延续。他们从来就不相信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主义。元老群体其实是一个利益群体。

当元老群体控制了权力，那么年轻的学生群体和草根群体肯定土崩瓦解。好比历史上的陈胜吴广、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草根翻天，找不到成功的案例。中国历代的朝廷更替都是高层权斗的结果。为了权力，君子会变成罪犯，懦夫会变得勇敢。在极权统治者的眼里，草根群体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