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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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足金，人无完人。胡耀邦也有不足之处。

杜润生说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

任仲夷说他，“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

吴江说他，“是一个天真的人，一个好像没有多少政治机心的人。”

但知识分子喜欢这位平民领袖，他逝世后，《科技日报》记者张戈非纪念稿的一句话，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人民更没有忘记耀邦。1988年11月11日，耀邦回家乡散心。在张家界傍晚散步回来，站在宾馆庭院等候的人群，“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

胡耀邦无论是在东方政治文化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中，都是一个异数。人们如果想起政治领袖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画像：外貌形象伟岸高大，富有人格魅力，善于权力谋略，威严令人生畏，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几十年身居高位，做了七年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胡耀邦，一点都不符合这些特征：他身材矮小，生活很随意，作风民主，大公无私，为人没有城府，不喜欢搞权力斗争。胡耀邦政治人格种种方面，算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特例。

胡耀邦随邓小平的再次上台而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表现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宽容胸怀、廉洁作风和政治上的远见。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方面。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我在土改时就受到了整肃，后来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没能逃脱劫难。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还有大量平民，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贱民。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期主持平反工作，不但在促成“四五运动”的平反上起到过巨大作用，而且主持过全国性的平反工作，表现出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平等对待的现代理念。

文革刚刚结束时，如何对待“四五天安门运动”，乃“改革派”与“凡是派”之争的焦点之一，也涉及到今后如何对待民众自发运动的大问题。胡耀邦在中央会议上坚决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支持胡继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以配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平反“四五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21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万岁！》。

我记得，这篇文章占据一版、二版、三版的主要版面，不仅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对结束文革的巨大意义，而且高度赞扬了民众自发运动的正义性：“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这篇文章，不但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而且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老潘头说，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从长期的政治歧视下获得解放，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阶级歧视和身份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当一个个被打倒的中共元老相继复出之后，当一批批被打成右派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之时，无数被贬入敌对阶级的普通的农民、工人、小职员、无业者……也卸下了政治贱民的重负，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回归社会。胡耀邦主持的不分高低贵贱的平反，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政治的色彩——政府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人。

老潘头说，胡耀邦还主持并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全面改革。

早在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与改革》的讲话，针对只改农村而不改城市、只改经济而不该政治的跛足改革，首次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胡耀邦说：“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而且，胡耀邦还首次提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三个有利”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老潘头叹息道：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官方文件中，在对“三个有利”做了些微改动之后，这个发明权就归在邓小平的名下了。

然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讲话，特意约见秦川和王若水告诫说：胡耀邦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而且有与十二大精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要宣传中央某一领导人的某一次讲话，更不要作为宣传中心。

在胡乔木的背后是陈云的支持。陈云在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向胡耀邦发难，严厉批评胡耀邦：1，胡不懂经济，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因为陈云提出的增长率是4％，而胡耀邦提出的是7％；陈云甚至暗示胡耀邦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2，反对“全面改革”，特别是反对“城市改革”。

这段公案，最后交由邓小平决断，邓小平当时还站在胡耀邦的一边说：“战绩还是主要的”，争论“到此为止”。

老潘头说：胡耀邦主持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他推动和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对思想解放意义重大的“理论务虚会”，也亲自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胡耀邦针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提出了“活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静止的思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活思想。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无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所没有提出和没有解答的新问题。可以说，他作为中共新党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推动，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上超越了“真理标准”讨论。

胡耀邦还提倡文化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在文革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文代会上，诸多被平反的老右派参加了会议，周杨在会上承认了当年充当整肃知识界的打手的错误，并向在“反胡风”和“反右”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道歉。之后，胡耀邦到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胡耀邦的讲话，为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提供了来自高层决策的赦令，曾令许多备受文字狱之苦的作家感激涕零。

胡耀邦还推动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胡耀邦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像民主墙上所发表的异见恰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在民主墙被取缔之后，胡耀邦赞成胡继伟先生提出的“设一个民主公园”的建议，并责成胡继伟找北京市市委商量落实问题。后来，北京市建议在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

在改革之初，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起关于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大讨论，支持并保护过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开明导向。同时，胡耀邦还直接推动了起草中国第一部《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

早在1978年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新提出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提案。1983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又有更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同样的提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非常重视这些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就新闻法提案作出答复，并责成中宣部对此进行研究和提出办法。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在胡、赵的支持下，开始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工作。

1983年12月，中宣部新闻局邀请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商议，正式决定着手筹备新闻法的起草。具体工作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同志负责协调由多部门组成的起草小组。1984年5月，召开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会，围绕新闻立法问题展开了讨论，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编辑出版了包括清末民国的新闻出版法律在内的《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

尽管，胡耀邦在1987年初被迫下台，但在赵紫阳主持大局的情况下，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并没有停止。遗憾的是，八九运动及其六四大悲剧，致使“新闻法”的后续工作完全搁置。

胡耀邦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的热情和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979年3月，邓小平下令逮捕西单民主墙人士魏京生后，胡耀邦却在同年6月举行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对因言治罪表示不同意见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特别公开提到魏京生的被捕，他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虽然，胡耀邦没有能够保住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和刘青，但民主墙时期的其他人如王军涛、胡平等人，却在胡耀邦的保护下免遭牢狱之灾。

同时，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郭罗基先生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重在论述“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党内毛派马上指责该文是在为魏京生辩护，胡乔木更是大为恼怒，向邓小平打小报告，指责《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

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一手硬一手软”，而没有按照邓小平的“两手硬”指示来对待知识界，特别是对待八六学潮中的大学生。所以，邓小平指责说：在胡耀邦庇护行下的思想文化界，一直处在软弱涣散状态，把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阵地。邓小平还指责胡耀邦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正是受到胡耀邦保护的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方励之、夏衍、巴金和周杨等人，才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八六学潮的产生。

在1986年，在准备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时，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时，胡耀邦与党内极左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胡耀邦坚持不写入这两个提法，邓力群等坚持写入，双方多次把自己的主张上呈给邓小平，但双方都没有得到邓小平的最终钦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上，文件中已经删去了“清除精神污染”，只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还是坚持要删掉，得到了陆定一、万里等人的支持，而邓力群坚持保留，得到彭真、杨尚昆的支持。最后是邓小平一言九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于是，胡耀邦的败局已定。

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胡耀邦的开明作风和廉洁人格，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当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之时，他对知识精英、各界社会名流和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达到了中共的历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都难以比拟的程度。

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力主废除终身制，并公开表示自己愿和邓小平一起退休，身体力行地为全党提供示范，让人民看到中共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事实上，早在中共12大召开前后，胡耀邦已经有意安排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尽量低调，胡乔木就抓住这点向元老们告恶状，陈云便自恃党内资历指责胡耀邦，薄一波更发挥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邓小平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权力的增大，胡耀邦有点翅膀硬了、不听话了，独断专行了。根本不想放弃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必然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待胡耀邦的劝说，把胡耀邦的公心理解为私欲。所以，他在罢免胡耀邦的问题上，急迫到不顾及任何党内的组织程序，甚至连表面的应景程序也弃之不用，完全是根据私家决定而采取人治的手段。据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记载：1987年1月13日，“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紧接着的2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穷、伍修权、高扬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工作问题。”实际上就是罢免胡耀邦。

一个几千万党员的政党，在决定党魁的去留和党的新一届领导的重大人事问题上，没有党代会、没有政治局会议，而只通过召集几名党内大老在邓家的谈话就决定了。邓家就是太上皇行使绝对权力的密室，相当慈禧太后的后宫。

正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太不合程序、太有悖道义，也因为胡耀邦的为政之德颇得党心，所以，胡耀邦的下台得到了党心民意的广泛同情，他才能在中共十三大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胡耀邦获得了173位中央委员中的166票，未投他的7票中，还有一票是他自己的。所以，胡耀邦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运动。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你还年轻，你是群体心理学的博士，你应该研究中国当代人物和当代历史，胡耀邦是最值得研究和敬仰的伟大人物。

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真理标准讨论时，他最坚定，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还来自胡乔木等的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时，汪东兴不交一、二、三档案，如“六十一人案”，胡耀邦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他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

胡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但令人遗憾和感叹的是，在平反冤假错案后，那些获得平反并重新上位的人，却对他下了狠手。他为别人平反昭雪，却让自己陷入冤案。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结果，那些受他推荐或提拔的人，也成了整他的人。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