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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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老潘头坐在轮椅上的对前来看望他的南阳生继续聊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些事。

1976年的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少奇）、林（彪）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发表这个《重要指示》，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给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定调子，作一个结论，作一个让后人不能翻案的政治结论。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批邓”，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为了坚决捍卫这个被他视为政治生命“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

老潘头说：在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有无数的辉煌和胜利，有无数值得称颂的史诗般的伟业和功绩，可惜不幸的是，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迷误。他置他一生中的无数伟业于不顾，偏偏把“文革”，这个最大的错误，作为评价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的两大生命线之一。这个错误，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悲剧，更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大政治悲剧。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

“四人帮”久已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2月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她野心毕露地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还恬不知耻地说：“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老潘头又说：江青这些信口雌黄的胡说八道，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出面指责道：“江青干涉太多了。”但是，正在得意之时的江青，根本不会在意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一伙继续大肆活动，这一次，一定要把邓小平置之死地而后快。

“四人帮”授意大造舆论，各大报刊和批判组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大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这些文章全盘批判邓小平所进行的全面整顿，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文艺界的“黑风”，批判教育界的“翻案”和“回潮”，批判科技界的“投降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江青更是制造了一个公式，即“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妄图重新打倒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老干部。

在这一轮新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一些坚决执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的部门领导人被撤职，重新受到批判。万里、胡耀邦、胡乔木等被罢官和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被逼作检查并每日遭到残酷批斗，4月12日于“追查”会上被斗争迫害致死。

老潘头搓着手，感叹道：邓小平经过全面整顿后刚刚出现的一线曙光，瞬间为狂卷而来的漫天愁云所淹没。经历了近十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迷雾，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晴天！

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恩来、邓小平。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之工作。

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对华国锋表示：“你办事，我放心”。

可以说，华国锋的任命是毛泽东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

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公布。

2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贯彻执行邓小平、叶剑英1975年7月的讲话精神。

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此后，全国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展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3月2日，江青以看望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名，单独召集十二省区开会，称邓小平“代表买办资产阶级”，是“大汉奸”、“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

老潘头对南阳生说：邓小平被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刮遍了全国上下。我经历了那个时代，记忆犹新。

3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之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之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之标语；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认可。

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悼念活动达到顶点。

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国锋攻击邓小平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四五运动爆发，数以百万计市民自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上大量花圈、花蓝、条幅、挽联和祭文；4月5日毛新远给毛泽东写报告称：“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政治局会议指控邓小平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

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的“天安门四五”事件，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

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报告，认为四五运动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

晚上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对滞留群众殴打和逮捕。

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之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展开又一波大规模批判。邓小平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但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

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

老潘头对南阳生长叹道：你一定知道朱总司令吧，他的故事很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位置。但在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元帅安详地睡去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位为新中国戎马一生的革命老人，不是在战斗就是在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直到此时此刻，他才不得不休息下来。遗憾的是，中国又一次大乱了。朱总司令如在天有灵，不知他会怎么想？

南阳生无语。

有些记忆被焚烧掉，有些记忆被埋在心底，血腥的年代如刀划过，留下的是伤痕。充满阶级斗争的岁月洪流，卷走了青春，卷走了年华，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岁月刻下深深印痕的伤痕累累的躯壳和一颗沧桑的心。也许拥有梦想是最大的奋斗动力，然而在更多的时候里，美好的梦想其实是社会前进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