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42）

 

第59章  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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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老潘头和那些年轻人谈到了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也谈到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并对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作了比较。

刘效胜说：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可以说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陈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复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但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陈云更强调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则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过去有一种舆论，说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同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给予了间接批驳。他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他这番话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陈云十分尊重，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陈云也始终把邓小平视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每当中央发生政治上的困难，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80年，陈云支持邓小平关于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应由胡耀邦接替的意见。他说：“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我相信，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

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约他来谈话，开头就讲：“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

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相互支持与配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的。他们青少年时代有着大致类似的经历：一个在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上海当过学徒，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勤工俭学过，而且都在年纪很轻时便投身革命事业。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都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他们有着基本一致的风格：都坚持实事求是，处事公道，不搞小圈子。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不赞成延安整风中“左”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起揭发过高岗分裂党的阴谋，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些，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1956年，当中共七届七中全会酝酿八大选举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就提名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问题，向全会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他们两位。他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说邓小平“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

50年后，薄一波在《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一文中，又提到那次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陈云和邓小平时说过的另一段话：“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他随即写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无论毛泽东的评价还是薄一波的解释，都已为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初期，有邓小平和陈云为国家合作撑舵，这是中国的幸运，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中国人民的幸运。他们合作的成果，不仅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

刘效胜说：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创者、“总设计师”，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决策者。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改革的任务与目的、改革的性质、改革成败的评判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和系统的论述。这些观点和论述有共性，也有差异，有区别，也有联系，对中国改革开放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要不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这是改革必须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陈云主要从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振兴中华民族等方面，集中阐述和回答了这一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在国际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邓小平、陈云都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邓小平说：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陈云则从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强调指出：建国快30年了，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才能调动人们搞现代化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陈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紧紧抓住了发展这个关键问题，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失误，遭受了挫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邓小平、陈云一方面肯定并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必须改革。

邓小平说：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如果不对“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的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陈云则明确指出：

“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实行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陈云都认为，中国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必须改革。但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指革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严重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去搞资本主义。

为此，邓小平曾针对一些人的错误思想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冷静地分析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所处的历史阶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要摆脱落后、赶上时代，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必须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通过各项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中华民族；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才能使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刘效胜说，在这一点上，陈云与邓小平认知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