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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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是矛，邓小平是盾，那么矛盾一致对外，则可进也可守。但矛盾发生内斗，矛可进，盾难守。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一个矛盾组合体。

李四对友人们说：

毛泽东已经举起矛了，邓小平则拿起了盾，他却已难以抵挡了。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

虽说是毛远新汇报“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但不反映毛泽东的观点才怪呢？毛家的人开始行动了，开始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毛远新说得不错，其实明眼人也都能看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事实上除了一小撮文革利益者外，谁人不否定文革呢！

1975年9月27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他仍强调：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还有意把矛头指向江青和文艺界，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不能听到风就是雨”，显然是指毛泽东批评《水浒》，特别是江青所云“架空毛主席”等等。邓小平在整顿中的所言所行，显然锋芒指向了毛泽东的“文革”基本方针政策。

邓小平的韬晦手法则是以毛之矛而陷毛之盾。老毛岂能感受不到？

1975年9月30日，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不满意，特别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曾记得讲过。

毛泽东究竟讲过这句话没有？如没讲过，为什么《提纲》要这么写？老毛看了《提纲》后，仅仅是“不满意”吗？

1975年9月下旬，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关于“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精神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1975年10月3日，邓小平在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强调要学习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

吃饭时，同大家交换对前一天晚上看电影《春苗》的看法，邓小平对影片中批斗“走资派”表示不满。电影《春苗》则是江青等人肯定的电影。在谈到话剧《万水千山》时说：《万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戏院演出。看来，此时的邓小平仍尚未屈服，《万水千山》或算是邓小平搞的“样板戏”。

1975年10月5日，邓小平阅胡乔木改写、本月4日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邓小平作出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批示。”6日，又在毛泽东圈阅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1975年10月5日，王洪文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信中写道：“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

1975年10月7日，邓小平阅王洪文的信，并写了批语：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

不难看出邓小平和王洪文二人在针锋相对地斗法。王洪文是明显地在找邓小平的茬。同日，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期间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

李四对友人们又说起了另一件事：

1975年10月13日，刘冰等再次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此信由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即转交毛泽东。

谢静宜是老毛的人，她“攻击”的对象倘是邓小平，来由不费猜详。邓小平居然还要转这封信，还是想为之一搏。

1975年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批评道：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戏的正本总算开场了。毛泽东已点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

李四感嘆地说道：

从江青、张春桥批经验主义、之后老毛谈“水浒”，到江青在大寨说“邓架空毛”，在农业学大寨会上和邓叫板，毛远新向毛汇报对形势的看法，在浙江省委发动群众批派性问题上王洪文和邓小平公然顶牛，以及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对邓小平的攻击等等，都是戏前的戏。

从现在开始，正式批邓才出台。理由嘛，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我在北京，为什么还要小平转”。于是就可以整人，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当然也暴露出专制独裁者的胸襟。

1975年10月21日晚，邓小平陪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和夫人。

1975年10月23日，根据毛泽东本月19日的意见，邓小平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和李先念、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的批评。经过初步讨论，会议一致表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

显然，邓小平从此处于被动招架之势。

1975年10月30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一行。

1975年10月31日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

可以想见邓小平当时的心情。

1975年是文革中特别重要的一年。毛泽东为了让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左派暂时压了一下，并且罕见地提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给了邓小平以整顿中国社会问题的余地。但毛泽东在旁边看着邓小平，看他怎样处理文革。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希望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的政治局决议。毛泽东说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邓小平推托不干。毛泽东大失所望。邓小平随后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且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毛泽东希望邓小平接班的想法终于破灭，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