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37）

 

第58章  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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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老潘头和南阳生、潘天亮、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谈到了中国政府特有的特供制度。 “改革开放”后，特供制度并未消失。今天这个新时代，同样没有取消。

中国高层官员们可以享受草根族望而却步的特供享受，中国的经济却一直在下滑。

1988年，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迅速出现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完全印证了陈云的担忧，当赵紫阳被迫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承认“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之后，1988年10月8日上午，陈云专门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

在这次谈话中，陈云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在这次谈话中，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两个字。陈云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确告诉类似赵紫阳这样盲目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共高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切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都是严重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的，是一定会陷入困境的，是一定行不通的。

几年之后，陈云在自己的谈话中有一次提到了已经离开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岗位的赵紫阳，他说：“(赵紫阳这个人)一贯追求西方的所谓自由经济，其实根本不懂。为人疏阔，爱听信左右，不够实事求是，关键时刻走到中央的对立面去了”。

陈云的这段谈话，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赵紫阳的评价无疑也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对赵紫阳的这个看法，陈云早在1988年的焦虑之中就已经完全认定了。

如果用“忧虑”作为陈云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那么，同样作为中共的元老级人物，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在1988年的心理底色只能用“愤怒”这个词儿来形容了。

1987年3月21日，作为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领导者，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赵紫阳第一次系统解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他说：“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允许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地展开”。

对此，邓小平只是简单地批了五个字：“这个设计好。”

1987年5月29日，赵紫阳对到访的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将来党不会再插手政府事务，党内将会有高度的民主”。

在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下，赵紫阳完全在按照自己的思路行动着。在这样的思想导引下，1988年，当赵紫阳的“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迅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动荡和思想领域的大混乱，无疑是毫不奇怪的。正如美国人傅高义在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赵紫阳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无限期拖后，他要让那些希望经过短期整顿后党会再次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打消这种念头。”

尽管邓小平在1978年确立了自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但他只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仍在世的革命元老中的一位。陈云虽比邓小平小一岁，但入党时间更早，因此资历也更深一些。

陈云原名廖陈云，出生在目前隶属于上海的一个乡村地区。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共地下活动中，他放弃了自己的姓。上完小学后，陈没再接受过正式教育，15岁时已经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那里接触到了大量新鲜的政治理论。

不到五年后，他在商务印书馆领导了一次罢工，并加入了四年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受过任何军事培训，但很快成为一名城市游击队员，多次参加上海的武装起义，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

1931年，他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之后的56年里始终占有一席，成为在任时间最长的领导层成员，其他很多高级领导在文革中遭到毛泽东的清洗。陈云1987年才卸任，当时邓小平说服了他，让他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进入半退休状态。

1934年，陈云和毛泽东以及被迫进行艰难撤退的共产党军队一起参加了长征。长征最后沦为长达一年的溃退，数以千计的人们死在途中。在衣衫褴褛的军队到达延安前，陈云被派回上海，从那里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的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他效仿苏联，为中国的工农业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毛泽东对于让中国赶超工业化国家的执念，带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中国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开展了以土造熔炉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而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

在农村地区进行了调研之后，陈云加入了一小群领导人的行列，他们敢于将灾难的证据展示给毛泽东。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讲述，1962年春，陈云给毛泽东看了自己从农村带回的报告，激怒了这位中国领导人。

在领导工作组，使中国在遭受灾难性的饥荒后重新站稳了脚跟后，陈云便沉寂了下来。从60年代初到毛泽东逝世，他一直过着一种内部自我放逐的生活，他依然保留自己的党内职位和头衔，但离开了北京，也避开了毛泽东的怒火。

随着毛泽东逝世，陈云成为首批要求解除邓小平的软禁状态、让他返回中央的党内被平反领导人之一。他们一致同意，实施务实的以激励为基础的经济改革，以便让中国经济在经历十年文革后能向前迈进。

陈云的政治立场似乎与他在80年代中期之后最终获得的“强硬”派领导人的标签不符。

陈云在经济问题上是一位温和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也比改革派同侪中的许多人宽容得多。

1979年，陈云曾对邓小平将民主墙运动的领军人物魏京生关押起来的决定表示反对。有传闻称，10年后陈云也反对使用军队镇压支持民主的天安门广场示威行动。不过，真的动用武力后，陈云便发声支持军方。

陈云身后留下了妻子于若木、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分别是陈元和陈方，前者在中央银行工作，后者据说娶了另一位革命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珍珍。三个女儿分别为在北京担任党内高级职位的陈伟兰、中国首家风险投资与投资银行企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高管陈伟力，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嫁给北京郊县一名工人的陈伟华。

但事实证明：陈云是个难缠的政治障碍。邓小平被迫在政策和共产党领导层的构成上向他做出让步。在政治改革、经济和如何实现中国推迟已久的现代化上，共产党领导层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出现分裂。

陈云没有特别之处，在党内身居高位却不为公众瞩目。他严重不信任西方的民主，并讨厌市场经济。

当邓小平实行改革，陈云却试图阻止中国滑向资本主义。为了增加外国投资和试验利伯维尔场政策，邓小平的改革在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了“经济特区”，与台湾隔海相望。陈云拒绝视察繁忙热闹、工厂林立的新城镇。在那里，闪闪发光的高层办公楼和酒店已拔地而起。

据知，陈云关注的焦点是改革的阴暗面。他看到的是腐败、娼妓和赌博的死灰复燃。对他而言，这些陋习是失败和背叛共产主义理念的迹象。

他的一个女儿曾解释过他对西方文化的厌恶。她对美国的一名大学教授说：“你得明白一点：我父亲讨厌美国。”

不同于邓小平，陈云从没访问过美国。他一生中有案可查的出国之旅只有一次，目的地是莫斯科。

陈云和邓小平一样，他认为经济刺激和外国投资对中国有利，但作为一名中央规划者，他认为市场力量应该受到“控制”，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

刘效胜对老潘头和那些年轻人说：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往往对陈云与邓小平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其实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历史。了解一些陈云与邓小平两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对改革开放也就会多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