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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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代中国人能够读懂赵紫阳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那么也就能察明现今中国反西方势力究竟主张什么，结局是一样的。

刘效胜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状况如何，这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其实，只要回望一下赵紫阳时代的经济改革就能找到答案。

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但他还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这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刘效胜说：赵紫阳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推动经济的市场化与私有化。

按照当年赵紫阳的主要智囊之一陈一谘说法，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上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

1979年的“简政，放权，松绑”。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2年的“减税让利”；

1984年的“利改税”；

1986年的“企业承包”；

1988年的“股份制试验”。在流通领域进行“价格改革”，从“价格双轨制”逐步走向“完全由市场定价”。

陈一谘回忆说：赵紫阳在会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时曾明确表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企业不会有竞争力。我也想一下子把价格放开，但做不到，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接受指令，对市场价格讯号反映不灵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经济学家的建议，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

在陈一谘看来，赵紫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价值观念上终结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改革实践中奠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基础。

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早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60年代初，赵紫阳在广东实行的农业政策就是以“让农民一定有口饭吃”为核心，他允许农村搞些“退田”“副业”和“养猪”。邓小平当时就说：“紫阳同志对于农业很有一套办法，将来可以考虑让他来到中央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协助邓子恢同志。”也正因为如此，在刘少奇的权力上升时期，赵紫阳在46岁时接替陶铸而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改革之初，赵紫阳主政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使四川粮食产量在1977年和1978年连续增产100亿斤，并首先响应中央对华国锋代表的“凡是派”的批判。他坚决推行农村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为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齐名的地方要员。“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就是对赵紫阳之政绩的最好概括。

由于在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上的卓越成就，他于1982年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后，在农村改革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乡镇企业的因势利导，使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由单纯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发展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开启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序幕，使广大农民第一次主动摆脱被钉死在土地上的命运，而逐渐变成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赵紫阳在总结毛泽东时代的惨重教训时指出：“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所以，他非常看重来自浙江农村的自发乡镇企业试验，确立了乡镇经济的“温州模式”，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指出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他还通过树立十大农民企业家的方式，激励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和致富热情。尽管，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温州模式”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受到批判，但是后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证明，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恰恰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走向自由经济的成功示范。同时，赵紫阳对自己在农村改革上的作为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问道“要吃粮，找紫阳”的问题时，赵紫阳的回答是：“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刘效胜说：赵紫阳还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宏观决策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虽然，由于六四大屠杀的影响，大陆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在1992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蓝图则是在赵紫阳任总理及总书记时期确定的。

早在城市经济改革启动前的198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正式批发了赵紫阳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全面论述。赵紫阳开始以中国经济领域的总管身份出现在全国的面前。而且，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赵紫阳任总理的八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也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打下了基础。

赵紫阳在1982年就明确提出：经济改革就是改“计划经济”！1984年，赵紫阳在党内高层首次提出“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走出计划经济的窠巢，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之路”的主张，也就是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权力下放、放开物价、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

当时在企业改革上，相继放开了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上，继深圳特区建立之后，又于1984年批准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在1987年首次提出加入全球市场的构想，即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赵紫阳也提出金融改革的初步构想：引进西方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深圳于80年代末开始了股份制试验。在改革之初，这些主张都是非常大胆的创见，并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的赞扬。

1986年6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是管全局，赵紫阳同志是抓具体落实，全局设计的好，要是抓具体的配合不好，那么也是事倍功半，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实干家。

一贯号称最懂经济的党内大老陈云，也在1987年10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说：“经济方面，还是紫阳强一些。”

鲍彤先生在《咫尺天涯念紫阳》一文中指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文革，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柢固。经济改革要求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业活动的中心人物。”

在赵紫阳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宏观政策的调控方面，其它的一律交给市场和价格调节。企业改革也开始普遍实行政企分开的“法人制度”，即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进行。六四后，经济改革的整体决策的进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进展不过是赵紫阳主政时期的宏观改革决策的继续而已，并没有对赵紫阳框架的实质性突破。

刘效胜对老潘头说：必须指出的是，六四后，中国经济尽管保持了高增长，但经济改革的宏观走向，已经越来越偏离赵紫阳时代所确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即没有同步进行赵紫阳时代所提出的“民主与法制”改革，而是一直偏向了由特权主导的跛足经济，致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而是走向了官僚经济和权贵私有。

刘效胜对南阳生说：你是研究群体心理学的，有机会时你不妨研究一下1988年时期的中国群体，你从高层群体、精英群体、草根群体中，一定会研究出很多人曾经忽略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