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91）

 

291

 

南阳生和婉茹坐在从香港回内地的列车上，两人继续谈论着武汉疫情爆发时的那些往事。

南阳生对婉茹讲述了自己在武汉方舱医院当志愿者时的所见所闻：

武汉疫情发生以后，我在方舱医院每天都穿着沉重、严实、闷热的防护服，日夜不停地守护在病榻旁。我记得很清楚，在2020年1月11日至1月17日湖北省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疫情通报虽然恢复了日报制，但每日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事后，面对社会“11日至16日期间为何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的诘问，武汉市卫健委曾回应称，主要原因是1月16日之前，整个湖北省都没有可供快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病毒检测要经历辖区、市、省、全国四级疾控中心，结果从送出到返回约需3-5天。

“试剂盒”是什么？南阳生向婉茹解释说：

为解决检测环节的困难，1月下旬，有能力的医药机构已多开始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研发，但疾控行业人士曾表示，确诊并不是只有试剂盒这一种手段。媒体转引美国专家的撰文说，检测病毒可以通过试剂盒，也可用基因测序法，只不过测序法对仪器要求高，速度也慢一些，不适合大批量筛查。从流行病学调查处理到会诊、排查再到病例管理——流程之复杂，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在武汉、在湖北、乃至全国多地“难确诊”的关键原因之一。

南阳生对婉茹说：这是一种为了推卸责任的解释。在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的日子里，武汉市卫健委还于1月13日至14日间，接待了一个港澳台地区专家组的实地考察。但具体的建议内容从未披露过。

1月17日，武汉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数在通报中开始蹿升，在1天内增加了17例。而到了1月20日，武汉市内的确诊病例在当天翻了近两番、达到了198人。1月18日，组长钟南山教授带领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再次到达武汉。此后，随着钟南山对媒体表示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现象、有医务人员感染后，1月21日起，国家卫健委开始通报全国新冠肺炎数据，湖北卫健委从1月22日起通报包括武汉在内的全省数据，武汉卫健委不再单独通报相关数据。

南阳生与李娜娜院长带领的时珍医院的员工都成了方舱医院的志愿者。苏梅兰也是其中之一。

李娜娜告诉南阳生：此前，国家卫健委已经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与SARS、H7N9禽流感等同类的“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级别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2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二版）》等一系列专项方案，也由国家卫健委印发。针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环节，删去了医疗机构需将标本送至疾控中心进行病原检测的相关内容。这意味着，医院和疾控部门终于可以按照规定，进行快速上报、处置和调查的合作了。

李娜娜还告诉南阳生：首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生产的PCR试剂盒，最早是在1月16日被下发到各省级疾控中心。在一个试剂盒内，实验者可以对50个乃至更多的疑似样本做平行检测，且在2至3小时内即可看到结果，“快速确诊”终于成为可能。

但也有时珍医院的员工告诉南阳生：在中国疾控中心首批认定可生产试剂盒的企业名单中，只有3家机构入选。3家机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已经是开足马力。以入选的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情况为例，公司在1月16日就已生产了可供7.5万人份使用的试剂盒，并对外交付。但当试剂盒被运往各地，它们最先到达的地点依然是各省市的疾控中心，而不是一线的医院。这么做又是因为“合规性”——直到1月27日，各家公司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都未拿到国家药监局的上市批件，只能以科研名义提供给疾控系统使用。考虑到大量疑似病例的确诊压力，武汉市也遵循这一制度变化，开始指定各定点救治医院、发热定点诊疗医院的对口帮扶医院、以及武汉市疾控中心内“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样本的病原核酸检测工作。方舱医院并没有大规模使用这种试剂盒。

但媒体说：按照正常流程，一个核酸检测试剂盒从研发到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注册证，一般需要3-5年时间。不过，此次因疫情紧急，国家药监局决定对疫情防控所需药械全部实行应急审批，已属于“特事特办”。

之江生物也是此次试剂盒拿到注册证的企业之一，公司副总经理倪卫琴在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表示，包括设计开发、验证、交叉反应、临床数据审查在内的审批标准“跟原来的要求一样，一点都没有降低”，只是审批流程上有了优化，此前一般按顺序依次进行的多个注册流程可以同步进行，压缩了注册时间。

李娜娜对南阳生说：武汉市内首批获此许可的机构目前仅有10家，预计全部运行起来每天可检测样本近2000份。对于检测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级别提出要求，主要是因为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所用的血液或其他体液可能具有高传染性，检测和离心过程中产生的气溶胶可能感染检测人员。比如，SARS病毒的检测就要求实验室达到三级生物安全水平，埃博拉病毒则要求四级生物安全水平。而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评级过程中，也必须考虑通风、气压、样本流向等方面，检测人员也要经过特殊训练。从仪器上来说，也至少要有离心机、核酸提取仪器、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仪器等。所以，不是每家医院都有条件对新型冠状病毒做检测。如果遵循SARS病毒的要求筛选实验室，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一级、二级医院都会被否决，只有大部分三甲医院、疾控系统及部分的检验检疫单位符合要求，而这也导致湖北省内黄冈、鄂州、孝感等城市，病患依旧面临确诊难的问题。

南阳生明白了：对于实验室级别不足的医院而言，即使拿到试剂盒，仍无法自行完成确诊，只能用于非正规地初筛病人。

南阳生看到了根据第一财经1月28日发布的一条快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月26日及27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报告中，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范围风险改为高风险。WHO表示，此前发布的报告中，错误地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风险总结为中等，其实为高风险。

南阳生对婉茹说：很快，李娜娜院长和她带领的时珍医院部分员工，包括苏梅兰在内的方舱医院志愿者，全都 阳了。

当时陪同南阳生从家乡抵达武汉，并让他在时珍医院找到一份工作的朋友向为群，因为阳了，也被卷进了方舱医院。

南阳生看望了向为群。向为群偷偷地对南阳生说：我没阳，我是冒充志愿者才来到了这里。

向为群痛苦地对南阳生说：武汉封城后，我的家也被封了。我的母亲卢甘克因染疾，前两天被拖进了火葬场，我和父亲向不满却不允许去火葬场向遗体告别。父亲整天大哭大骂政府。我力劝无效，他一定是患上了重度忧郁症。于是我就想到了你。我希望你能帮助为我的父亲诊断一下。如果病得不太严重，我就带他逃到香港去，我已经弄好了赴港地下通道手续。

南阳生答应了。他弄来一张方舱志愿者通行证，交给了向为群。

向为群和南阳生凭着方舱志愿者通行证顺利离开了方舱医院。

当向为群陪同南阳生到达家中时，才获知，他的父亲向不满已跳楼自杀身亡。父亲临死前曾大叫：“亡我者是恶魔！”

向不满的遗体早已被公安拖走了，不知下落。

向为群对南阳生悲愤地说道：我通过地下管道联系了偷渡香港的两个名额，现在父亲含恨走了，你不如与我一起去香港，我在香港有很多熟人，活在内地，不如死在香港。

南阳生犹豫不决，最终与向为群一起离开了武汉，他们在地下管道帮助下，闯过了一道道关卡，平安抵达香港。  

婉茹听了南阳生的叙述，才明白他在武汉的经历及赴港的过程。婉茹也才明白：政府作起恶来，一点也不比瘟疫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