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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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宣与沈志睿坐出租车上，从维港返家途中聊起了军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作用，结合看到的丁抒写的文章，话题转到了“军队国家化”的争议。

西方国家，基本上推行的是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军事和政治学领域的主张，即军队或军事武装不得听命于政治人物之指挥。 军队不专属于个人，且无政党派系分别，而是为一国之全体人民所拥有、并只听命于全体人民的指挥；任何政党团体或个人无权代为调遣。 使全国军事武装皆由国家的编组，尊重军令与政令的分立，此亦是维持国家安定的关键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推行了军队国家化，但同时建立了非政党能控制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同样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军队国家化，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洪文宣说：中国完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

洪文宣还说：我看过新华网红旗文稿《警惕“军队国家化”的错误思潮》，作者李辽宁是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这位教授说：

中共军队自1927年8月1日诞生时起, 其名称先后经历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虽然经历这些名称上的改变，但是其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这个条例中，军队的政治属性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即“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就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这位教授还说：“军队国家化”是西方提出来的，是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密切联系的。在多党制背景下，为了避免军队只是直接服务于某一个政党，导致军队介入政党内部的纷争，于是西方国家法律规定，军队要超越于政党之外，直接受国家元首指挥。比如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并在各州民团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的担任统帅”。说到底，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只要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国家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政权性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因此，军队是直接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也正是西方国家所担心和忌惮的。如何瓦解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西方国家可谓殚精竭虑。

“军队国家化”的论调，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于“党指挥枪”这一道理的认识，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内在一致性。如果任由这一思潮泛滥，必将扰乱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扰乱军队对于“听党指挥”的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军队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对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必须无条件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要对敌对势力实行暴力专政。

正在驾车的老司机说：我原以为军队是打仗的，他们的作用应该发挥在疆场上。后来，我感到奇怪，军队为什么要对付民众，尤其是天安门事件中出现的坦克，这让我百思不解。

洪文宣对老司机说：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军队的作用不只是对外，对内就是要参与维稳，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对于掌权的军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中成了 “清队”指挥者，并不奇怪。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几乎在每个省、市都刮起了“红色台风”，对遍布全国的各类“敌特”进行了大扫荡。由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国家的特务。从1938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队”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65处，关押539人，共用刑罚33种290样；致死76人，致残192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蒙古、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1883人的冤、假、错案，55人非正常死亡。”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队”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布全国。

沈志睿在手机上重新查看了丁抒的文章，并念了起来：

1968年6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做报告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400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200多名。”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

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造出一个“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构陷100余人，“其中7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200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10多人。　　

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7人，上海一地就死7人。”

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沈志睿长叹道：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50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

老司机握着方向盘，心理却乱似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