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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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达与南阳生父子团聚后，南通达让南阳生住到了自己的家中，为了让南阳生学有所用，特意在自己的公司里成立了一个客户研究中心，让南阳生负责对金融业投资客户作群体心理分析研究。

南通达与南阳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南通达向南阳生讲述了自己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从内地逃往香港的经历。

1970年“一打三反”文件下发后，全国上下纷纷成立“一打三反”领导机构，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运动的开展。

南通达的一位广西朋友写信告诉他：2月初，广西北海市革委会成立了“二五”运动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二五”文件精神，领导全市的“一打三反”运动。3月初，北海市所属的钦州地区派出工作组到北海，进行运动“蹲点”，对北海市各单位革委会委员，党支部委员作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3月7日晚，市革委会成员听取了广西军区就开展“二五”运动召开的电话会议。会后研究决定：重新部署力量，集中抓城市重点单位；分战线成立办公室；立即布置所有的单位加强武装值班，并在港口设路卡检查，严防敌人的破坏或潜逃。

　　3月9日至10日，全市工人、干部群众3万人在北海中学球场冒雨召开批斗大会，斗争了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偷渡潜逃犯和盗窃犯。4月8日，北海市工交战线召开4800多人的批斗大会，批斗了17名所谓“帝修反别动队分子”。4月11日北海市革委会在北海中学球场召开全市批斗大会，掀起坦白检举高潮，参加大会3.2万人，批斗重点对象16人，当场逮捕4人（后复查，均属错捕）。会后立即就地摆开“战场”，按系统分为8个“战区”、设立大小“战场”400多个，组织了700多个战斗队，半天批斗了355人，另有482人主动坦白交代了516宗政治经济问题。批斗结束后，市革委会领导总结发言，号召全市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更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新高潮，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

3月12日，北海市革委会在市人民礼堂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市革委会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批示“二五”文件精神全面围歼反革命》的动员报告，提出要在10天内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主要目标是：破反革命标语案（包括过去发现的）、破收听反动电台案，一般群众收听要批判；破偷越或准备偷越国境案；查办严重破坏生产案件；查办历史上的杀人放火案件；查办历史上可疑的人或事；查办散布帝、修、反反革命言论的案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揭出的问题未有清理的要重新清理。自此，全市群众性的大批大斗局面形成。

南通达说：当时自己对广西朋友的来信并没有重视。但当他的广西朋友再次来信告诉他那里发生的事后，他才关注了起来。

5月4日至5日，北海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大会主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分会场设在北海中学、工人文化宫等地，主会场参加人员6.6万人，市内各处收听点404个，1.6万人收听了主会场实况转播。大会通宵达旦地进行了两天，对8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了徒刑，对4名能坦白交代、积极退赔、检举揭发的人员免予刑事处分。会议期间，全市划分13个“战区”，摆开大小战场560个，设立坦白检举登记站404个，共批斗干部群众500余名，逼迫582人交待了所谓的问题，5日下午6时，钦州地区革委会和北海市革委会听取了各战线、公社宽严大会的工作汇报，并作了简单总结，称两天一夜，超过了两个月的成绩，从政治到经济，突破了一批老案，挖出了一批新的敌人。这次会议是北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

5月9日，北海市“二五”办公室与北海市革委会“一号”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自杀事件情况通报》，披露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发生自杀事件39起，死亡24人，仅5月4日至9日就发生自杀事件8起。《通报》要求各单位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防止自杀事件连续发生。

二个月后，南通达收到了这位广西朋友寄来的一些当地报纸，那些报道说：

　　7月19日至24日，北海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两个文件，要求全市要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的高潮，打一场反铺张浪费的人民战争。会议之后，工交、财贸、水产、城镇等系统分别召开了誓师大会，举办学习班，揭发问题。至10月13日止，全市揭发出来的铺张浪费、货物积压、物资损耗共383万元。

南通达那时正在北京开展业务，但从北京朋友那里，他也获得了一些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消息。

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 1970 年 1 月 30 日发出的，但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内定为全国“样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

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 1970 年 1 月 27 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 10 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 19 人。不到半个月，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 55 人“罪行”名单。之后的 3 月 5 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 18 人，加上遇罗克共 19 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10 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4 月 18 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南通达对南阳生说：“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都有一批过去已被定案了结的“旧案”，被重新翻找出来，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来重新审视，来个 “旧案新审”。沈志锐案、遇罗克案、张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处决的“文革思想者”，其实都是“旧案新审”。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在已经定案结案的情况下，也被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有关人员翻出来，重新审理侦办，胡整了一通。

1968 年 4 月 3 日，正是文革高潮期，北京市中心著名的西单商场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下午 6 时 45 分，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左侧，被炸面积为西南63 米、南 17 米、北 7 米，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 60 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5人当场殒命，100 多人受伤。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都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鉴于文革的特殊形势和国际国内背景，许多人认为此爆炸事件非同寻常。公安机关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局的 60 名干警正在作检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案件一出，经周恩来特批，他们立即解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中。经现场勘察，公安机关发现炸死的 5 人中有 4 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时侦察员还在该尸体周围发现棉花和导火索，还有两张辽宁省粮票，而这些与后来技术人员鉴定的棉花导火索的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在手上悬空爆炸的。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 17 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据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 月初，案侦取得突破性进展。5 月 11 日，经家属确认，死者系农民董世侯，家住辽宁，参加过当地的水利建设，用炸药开采过石头。深入当地的调查中，有人证实，其偷过制造炸药的一些物品，在世时也多次表示对现实不满。经上述调查结果认定，董世侯就是西单商场爆炸案的案犯。并就此结案。

然而，事过近两年之后，在“一打三反”的严峻形势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深挖现行反革命”的办案指导思想下，有人对“西单商场爆炸案”又旧案重审，北京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办。爆炸案件制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侦办自然又会牵涉殃及一批无辜。

办案人员的传统法宝是刑讯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对象被严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愿意再冤及更多的无辜者，在狱中两次自杀未果。据《周恩来年谱》下卷记载：事情报到周恩来那里。按理说，周恩来对当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结情况及结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制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现在被侦办的自然是无辜者。然而，他对此作出的相关批示却耐人寻味。1970 年 2 月 27 日，周恩来批示说：“待其苏醒过来，必须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养，不忙追供，然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已自杀两次，惶惶不安，可能乱说乱供，或者仍会自杀。” 周恩来的批示，关注的不是这个被逼两次自杀的无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机关侦办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而主要是关心是否“能弄个水落石出”。批示有关部门“使其安心休养”，也不是真正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目的还是立足于日后再追供。

南通达说：为了远离政治运动中心，自己随即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上海开展银行业务。

南通达对南阳生说：当时中国除汇丰、渣打两家英资银行外，其他外资银行均已先后申请停业，清理工作集中在上海进行，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监管。上海相对安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