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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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路通、南通达兄妹作东的香港文华东方酒店聚会上，应邀出席的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老教授，谈起了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杀戮运动。柴健华、韩二娘夫妇和成景汉这些50后、60后，都 很容易地陷入那段触目惊心的回忆之中，但对于年轻一代的南阳生、婉茹和成野男来说，文革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遥远故事，他们对于那个悲剧年代的杀戮，知之甚少。

两位老教授建议年轻人应该了解那段血腥的历史。因为当下内地又刮起了文革风，文革2.0版已悄然出笼，他们不希望重演文革杀戮运动，因此希望年轻一代研究文革，就是为了防止和阻止杀戮重演。

柴健华的老伴韩二娘在文革期间曾在内地当过中学老师，她对南阳生、婉茹、成野男说起了文革中狗崽子那些事。

韩二娘说：文革时期的年轻人经历了红卫兵“造反”运动、停课和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脱胎换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杀戮运动，受够了折腾，但无论那场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血统论”对青年一代的摧残。

韩二娘说，在文革“一打三反”杀戮运动期间，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很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就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

遇罗克出身所谓“黑五类”家庭，父亲在1950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8岁。在学习生活中，遇罗克坚持不懈地追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汲取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却寥寥无几。这时，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万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

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8月2日，陈伯达评价这副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青年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遇罗克对此做出了否定。

1966年12月，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出身论》，一时间惊世骇俗。“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的前进方向，娘胎决定不了。”“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然而，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遇罗克的智慧没有给“黑五类”求得平等的地位，他自己反而成为“黑到底”的代表和血统决定论的祭牲。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逮捕。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的声浪中，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韩二娘说，直到近十年后的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沈志睿老教授插话说道：

1970年初，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此时，这里也像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掀起了大字报高潮。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干校，轰动了衡东。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与她经历的一幕有关：

1962年春，陈云和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一进门，两人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情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很为难：“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

　　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据说，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做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要求苛刻：她怕声音，称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摄氏22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于若木对此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将于若木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洪文宣教授叹息道：回忆文革那些事，总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很多被整的人，原先也是整人最凶狠的人。文革中刘少奇被整得最惨，但刘少奇和王光美推行的所谓“桃园经验”和组织的清华工作组，整人也最厉害。邓小平与残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脱不了干系。林彪、江青都是整人的高手。周恩来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却是直接发动和指挥“一打三反”杀戮运动的大杀手。

沈志睿老教授说道：我一生研究心理学，后期主要研究群体心理学。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人是怎样一个群体？现在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时代，众多的老龄人其实都是共和国的见证人，他们经历过磨难，命运坎坷，但很多人似乎忘记了那些苦难。我接触过一些红二代红三代，他们中有的摇身变成了富二代、富三代。这些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父辈曾经受过的残酷镇压和被杀戮的历史，一味地为自己的父母歌功颂德，只字不提被批斗被关押，甚至被冤杀的那些事。如果也有诉苦者，那只说父母是冤枉的，却肯定不会说自己的父母曾经冤枉和打压过别的无辜者。那些普通的草民阶层群体，又唱起了红歌，跳起了红舞，刚唱完“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又唱响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些失忆的草根群体，即使对刚平息的“三年清零”折磨，也开始遗忘了。

洪文宣笑了：“沈老，你别烦恼了，中国社会已进入的新时代就是躺平时代，你从网上就可以看到，躺平是最流行的新词汇。中国的希望不在乎我们这些老朽，社会的进步在于年轻一代。我盼望你能更多的研究一下当代青年群体的特点，只有他们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命运。”

柴健华若有所悟，他转过脸问南阳生：“我很关心你的外公何老，还有你的妹妹南丽娃和弟弟南山云，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香港文华东方酒店聚会的话题，也由残酷的杀戮运动转向当代年轻人所关心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