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61）

 

第46章  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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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夜景十分梦幻。在这梦幻之夜，洪文宣与沈志睿两位教授继续在这香港小咖啡馆里聊天。他们聊着文革和上山下乡那些往事，也谈及了今日中国是否会出现文革2.0版，再次推动新上山下乡的“新时期工程”，将会给民生带来什么。

在很多方面，沈志睿和洪文宣有着共同的认知，他们反对为文革翻案，也反对再次推动新上山下乡运动。

社会学教授洪文宣从社会学角度艰辛探索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总喜欢炫耀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但什么是中华文化？洪文宣认为，被洗脑的中国民众日益被所谓的“中华文化”所湮没，其实“中华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会把平庸低俗当作最有价值的东西。

洪文宣说：中华文化，是中国以及大中华地区的文明体系，其最早的形式为发展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中原文化，后来经过长时间历史演变，以及期间不断与外族的接触与文化融合，形成了今日所知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以夏商周三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从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和中华文明演变研究的大量科学积累显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结构”特征。

三皇五帝相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些上古历史和人物很多时候都以神话形式出现，已难考究其真实性，当今学术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其实都是“假说”之争。

中国神话一般指的是关于上古传说、历史、宗教和仪式的集合体，通常它会通过口述、寓言、小说、仪式、舞蹈或戏曲等各种方式在上古社会中流传，神话可能反映古时实况，但是无论怎么解读，那也只是神话而已。

《史记》记载历史从黄帝开始。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分封制，其中周代相对于夏商两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有了一套成体系的宗法制度和礼教。

魏晋到唐、五代十国期间，佛教的传入与随后的道教的兴起，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西洋文化与科技自明代时随着传教士传入中国。因此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都有科学开创与总结。但因科举采用“八股文”，为了思想的统一化与考试评分的公正化，导致文人思想日益僵化。后来明朝灭亡，但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研究风仍持续至清朝君主康熙后期，后因罗马教廷下令禁止清朝治下的中国教徒祭孔祭祖而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接续的清朝君主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都厉行禁教，阻碍了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

在清朝灭亡前夕和中华民国初期，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对中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北洋军阀政府主张信奉孔学，于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以现代民主和科学西方文化替代儒家文化，以西洋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是苏俄文化。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时，原本中华文化遭到破坏，最初只能演出8套样板戏或宣传阶级斗争的戏目，还有忠字舞与一系列的革命歌曲，街道四处贴满老毛海报。毛装也成为此时服饰文化特色。破四旧和批孔运动，推翻了传统中国文化，所谓的新文化，实际上是受马列主义影响的中国文化。现今的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国？那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宗教文化，还有宣传共产主义的孔子学院，大众文化中最流行的民谚是“升官发财”“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闷声不响发大财”。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并没有创造出优秀灿烂的文化和文明，所谓的中华文化就是忠君报国的帝王文化、奴才哲学、愚民教育。草民总是轻易地成为统治者驾驭的愚昧群体中的一份子，无知的草民很容易被充满野心的统治者利用，即使你以为自己只不过是随声附和了一下而已，实际上这些草民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帮凶，是在自残自己。

沈志睿说：我长期研究心理学，近年是研究群体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当今中国，我认为草民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草民群体不善推理，不懂独立思考，却又急于行动，这些行动又是盲目的无知的。那个自以为是的人，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灾难，相反他很留念那段时光。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我几乎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在于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拆散。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我不认为他是留恋那段时光，他说这些话是别有用心，是在借此恢复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这也不是纯粹为了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而是一种巩固政权和驭民的手段。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毛泽东在文化领域不断开展“反复辟”斗争的那些事。

建国后，毛泽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复辟”斗争，他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

早在建国前的延安时期，毛泽东看了评剧《逼上梁山》之后，立即给延安评剧院写信致谢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在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同时，必须密切注视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亲自领导亲自上阵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支持批判俞平白的《红楼梦研究》。他指挥并亲自上阵批判以胡风为首的一批文化人组成的所谓“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最不满意的是文化艺术部门，经常严厉批评文化、教育、卫生、理论等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严厉批评党和国家领导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的部门，毛泽东把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旧制度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斗争。

1962年以来，毛泽东面对帝国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苏联、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上台的严酷事实，面对中共党内只重经济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越来越紧，从批判这些领域的文化人及作品，逐渐指向领导这些部门的党政领导人，进而怀疑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否则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不会屡禁不止，甚至呈现出严重的复辟倾向。

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创作了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的历史长篇小说《刘志丹》。因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工人日报》连载李建彤的历史长篇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中国青年报》也作了转载。但是对于小说涉及到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在部分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一直存在争论，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等创建陕北根据地的人，当时向中央反映，在1954年清查“高饶反党集团”中受到牵连的习仲勋等人，曾经为李建彤提供过材料，因此小说没有正确反映陕北根据地的历史。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康生等人，便认为李建彤写这部小说怀有政治目的，小说出版是在为“高饶反党集团”翻案，向毛泽东汇报了阎红彦等人反映的意见。

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企图复辟时，特别提醒全党，要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针对长篇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

沈志睿对洪文宣对说：

习仲勋被打倒了，他的儿子也为此失去了自由的青少年时代。但他的儿子似乎忘记了父亲经历的苦难，反而将老毛的旗帜举得更高。这不是他的愚昧，而是他的野心在驱动。对他来说，假与真几乎同样可以奏效，他们明显地表现出真假不分的洗脑课程，把一种思想化作信仰行为，要求所有民众洗脑入心，这实在是一种无耻的驭民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