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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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兰、李爱雯和钱小娟遇到了校友婉茹。 婉茹又引見了自己在大學時代的兩位老師，心理学教授沈志睿和社会学教授洪文宣。

兩位教授與四個年輕人相聚莲香茶室。品嚐莲香早茶時，聊天時的話題卻多了些讨伐文革的味道。

話題卻是從議論眼下的農村經濟引起的。

社会学教授洪文宣對幾個年輕學子說：我最近參加了一個關於農村經濟發展的研討會。长期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二元制度是基本国情。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基本只投放在城市，农村的居民收入、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都严重落后于城市。

曾经实行“工农业剪刀差”，通过强制力，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让农民务农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却要按照高价购买城市工业生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

经济学家将农产品价格低于其本来价值的部分和工业品价格高于其本来价值的部分合称为“超额税”，“工农业剪刀差”的本质就是把本该由农民获得的农业生产增加值强制流动到城市去发展工业，让农民“勒紧裤腰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为了改变这种农业扶持工业的局面，又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举措，对农村进行大量补贴，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过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多重束缚，农民在经济上、身份上、权利上，都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区别，农民既不能自由变成市民，市民也无法自由变成农民。

心理学教授沈志睿說：绝大多数补贴和投入都无法根本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农民无法将土地资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进而脱离农业生产方式束缚。这个基本面不改变，补贴和扶助必然成效不彰。“反哺”不仅仅包括资金的投入，还有人才和技术，因此才会有现在的鼓励下乡创业。

洪文宣教授說：但是，在不改变制度束缚的前提下，下乡创业真的能让农村致富吗？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解决城乡二元制度，否则解决不了农村贫困的核心问题。把目光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时也有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运动完全不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反而产生了大量新问题，以至于时至今日都无法彻底消弭这场运动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如今又号召青年到乡村创业，新的“上山下乡”运动能順利展開嗎？也許有更多的人忘記了那段真正的歷史。

洪文宣教授為年輕人開始講述“上山下乡”的缘起歷史：

“下乡”这个概念从诞生起就是一场人为的运动，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只要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基本上是在进行着缓慢的城市化。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发掘出来古人类聚落、遗址，只有发现类似城市的大规模人类聚集地，才能将其命名为“某某文化”、“某某文明”，如中东的“苏美尔文明”、中国的“龙山文化”或者“良渚文明”等，如果仅仅是村落遗址，那就只能称之为“遗址”。

因此，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而随着城市的高度发达化，也就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这是历史规律。让在城市中的人口主动“下乡”，是不太可能自然发生的。

最早的“下乡”出现在19世纪末的俄国，当时的民粹派动员大学生下乡。被鼓动下乡的青年大学生到农村去後，这些人带着一种宗教狂热式的情绪，但没有多久就会回到城市，回到大学。这场运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却成为一些理想主义心中的“朝圣”。

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号召年轻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受他感召的青年人在农村发挥了巨大作用，让农民成为后来中国变革的主力军。不过这场变革的领导者们最终也还是回到城市，坐进了办公室，而农民则依然是农民。

洪文宣教授又為年輕人講述了前苏联的垦荒运动。

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动员青年前往远东腹地进行开垦，为苏联的粮食增产做出一定贡献。1955年开始，中国学习苏联经验，也开始发起开垦运动。

当时，“三大改造”还没有最终完成，由于“改造”让曾经拥有大量资产的人消失了，在农村引起粮食减产。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动员一批青年下乡垦荒，这是最早的“下乡”运动。

当时下乡的人，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大量退伍军人，其中青年学生总规模并不大，只有数千人。与苏联不同的是，苏联已经一定程度上实现工业化，不仅有人，更有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而我国下乡开垦的只有人，沒有什麼象樣的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根本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进步，除了“北大荒”这样的样板工程，因为大量使用先进农业机械而成为现代化农场之外，绝大多数下乡开垦的都一无所获。

教授沈志睿說：當時除了没能实现粮食增产的目标之外，下乡青年的命运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些青年原本是出身于城市的工人、干部家庭，能够上大学，可下乡之后，他们在城市的“编制”被取消了，人事档案被调入国营农场或者偏远农村，不仅自己无法回到城市，甚至也无法跟城市的青年恋爱、结婚，只能被迫与其他垦荒队员“内部消化”，或者就嫁娶当地村民。这部分人所生子女自然也是“农二代”，很多人一生都在为回城而奔走求告，绝大多数都毫无结果。

从1955年到1958年，下乡的青年人数总体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以城市的工人、干部子女为主，他们尽管也遭遇了在农场作无效劳动，且无法回到城市的问题，但是要说命运有多么“悲惨”，其实也谈不上，毕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但并没有遭到有意的迫害，在时代大潮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色彩。

沈志睿教授說：风云突变是從1958年开始的。

那時的中國，在城市发起了鉴别身份、出身的运动，不受欢迎的人被定为“五类分子”而进行无情打击。所谓“五类”，指“地主”、“富农”、“反动派”、“右派”和“坏分子”，前四类尚且有具体所指，“坏分子”这一项是最厉害的，没有任何具体标准，只要不受欢迎，又靠不上任何一类的，就可以被定为“坏分子”。

这“五类”人群的子女被认为“出身”不好，他们在城市处处受到歧视，有一些人自愿下乡务农，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无法继续求学，被迫发配下乡。但是，下乡之后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田园牧歌，而是变本加厉的厄运。

那些城市工人和干部的子女，会抱团欺负“五类分子”的子女，他们霸占劳动分配的权力，让“出身”不好的青年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受欺负的青年也无处申冤，更加没有机会申请回到城市。一些成分不好的女青年甚至在农场遭到强奸，稍微好一些的则是强制婚配。

但即使是工人、干部的子女，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回城之路。比如严歌苓原著、陈冲改编的电影《天浴》就讲述了成都的青年女学生被发配到牧区“学习放牧”，为了回到城市不惜出卖自己身体的故事。

洪文宣教授說：我和一些專家學者研究過這些問題，但遺憾的是，從1955年开始的下乡运动，早几年并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包括究竟有多少青年下乡务农，这些青年下乡务农之后带来了粮食生产的多少增益，城市减少的人口有无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的影响几何？在中國的歷史檔案中是查不到任何數據的。

沈志睿教授說：这些都是永远的谜团，后世的任何研究都只能靠猜测，因而也给了很多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把反面教材想象成正面事迹。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最近的网络言论中，有不少人都表示下乡运动是好的，这样的言论还比较有蛊惑性。因為那些高層人物也是這麼說的。被洗腦的中國人的群體意識就是一切唯上，沒有什麼獨立思考的自由思想。原因很簡單，害怕被打成“五类分子”，禍延子孫。

“为何要下乡？”孙玉兰、李爱雯和钱小娟，還有婉茹，都向兩位教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