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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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花是花非花满地，人生何苦伤一回。

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老教授下了出租车，告别了驾车的老司机。没有急于回家，而是缓缓地前行在香港湾仔的金紫荆广场。骤急的暴雨已停了，淋过雨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

洪文宣与沈志睿望着广场上矗立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大型雕塑，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重要地标。两人的心情却并没有显得十分激动。他们仍然沦陷在文革噩梦回忆之中。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不知道在中国会不会建立一个文革殉难者纪念立碑，文革是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忘记，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也不应该忘记。

    沈志睿说：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超过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譬如上海宝山县，横扫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70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34人。非正常死亡数也超过文革中的武斗。如上海青浦县1967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一年，总共死亡20人，伤100左右。可是从1968年3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4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170人。又如上海县，不含1984年划出的龙华、漕河泾、北新泾三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442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死于“清队”：5600余人被审查和揪斗，385人非正常死亡。再如江苏海安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共470人，其中大部分是“清队”造成的。

沈志睿叹息道：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上海和江苏人会记得这些数字。在“清队”中，数万人被活活打死了。有许多人是在“清理”、“审查”中被毒打致死的。如广西武鸣县，1968年2月21日，灵马公社“四·二二”派5人曾抢夺两名民兵的枪枝弹药，经劝告后于3月间如数交到公社武装部。但事后县武装部定为“反革命夺枪事件”，拘留审查50人，毒打9人致死。5月28日，县革委会与人武部调集民兵460名，包围庆乐大队“四·二二”派的“213兵团”，指其搞“反革命暴乱”，击毙3人。又毒打参加该兵团活动者，活活打死了30人。这些当年的武装部和民兵有过后悔吗？他们是否受到了惩罚？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其实就全国而言，在“清队”时的自杀者远多于被打死的人。“清队”中被迫自杀者多达几十万。如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73人。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队”中109人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陕西汉中市清出“阶级敌人、残渣余孽10414人。”50人自杀，7人逃跑。你说的上海宝山县，在“清队”中非正常死亡的334人中，死于自杀的为220人。此外还有12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应当也都自杀身亡了。

     洪文宣愤恨地说道：

　　“清理阶级队伍”并不仅仅宣布“挖出”某人属某“分子”、开个批判斗争会就完了。在“清理”过程中，古今中外人类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几乎都同时在全国各地施行。大批无辜者死于酷刑或自杀身亡。

全国两千余县，一般死于“清队”的都在一百人以上。譬如河北成安县，125人死于“清队”，另有88人致残。

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按全国统一部署……搞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全县处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人，使135人死亡，许多人致残。43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台安县人忘记这些事吗？

全国两千余县，“清队”中死亡一百多人的是多数。如北京怀柔县，立案登记的11148人，揪斗2362人，造成非正常死亡110人。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运动，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北京人和云南人还记得这些事吗？

又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员的15.45％。致残32人。人口较少的小县“清队”中死人数才少于一百。中苏边境上的爱辉县，人口仅数万，关押看管了1500多人，造成65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1883人的冤、假、错案，55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5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55名，其中8人自杀。

若以区和乡（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挖出”13个“反革命集团”，整死了20人。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91人被批斗，48人被批判，11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非正常死亡23人。”安徽金寨县古碑、七邻湾两个公社，使用十多种刑罚搞逼、供、信，致死30多人。

若再将单位缩小至一个村（生产大队），也有数字记录在案：吉林省延吉县军管会和革委会号召“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该县桦田大队110户人家，有44人被揪斗，致死致伤41人。

洪文宣万分恼怒地说道：

这场“清队”运动，有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二百人。如上海松江县，5063人遭揪斗，236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456人。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291人，6人出逃。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广东和平县，非正常死亡243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750余人。

吉林省榆树县，仅1968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1800多人。同年7月下旬，广西扶绥县革委会派出工作组到各公社“清理阶级队伍”，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伤致残多人。

沈志睿愤怒地说道：

这是又一个“扩大化”政治运动。1955年至1956年，毛泽东的肃反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1957年至1958年，毛泽东搞反右运动，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毛泽东死后，中共却说，搞是应该搞的，但是搞“扩大化”了。10年后“清队”，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又被这些掌权者说成是“扩大化”了。

不同之处是，“肃反”和“反右”的“扩大化”是毛泽东死后其继承人下的结论。而“清队”的“扩大化”，毛泽东当时就不得不承认了。

“内人党”，“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纷纷到内蒙古军区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给他写信，报告内蒙揪“内人党”的情况，周恩来才采取措施停止了这个运动。 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清理阶级队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沈志睿愤怒地骂道：在我看来，1968年和1969年，两年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对千万人民的大规模迫害，其罪魁正是毛泽东。

两位老教授站在雨后的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黑夜模糊了广场上矗立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大型雕塑，夜色之黑暗笼罩了天地和世俗尘间。曾经的信仰已变得朦胧，曾经的理想也缥缈而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