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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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当年学校的教务主任张老师带着3个学生前来韩二娘家。张老师笑着说：“你还认识当年的这几个学生吗？她们特意前来看望你呢。”

韩二娘高兴极了。她看到眼前的3个同学，一一叫出了她们的名字：钱小娟、孙玉兰、李爱雯。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时，学校并没有真正复课，只是短期复课后又停课。但这3 个好学的女孩，就一直在暗中缠着韩二娘，让韩二娘为她们偷偷地补习综合知识。直到文革即将结束时，韩二娘才知道这3 个好学的女孩缠着她，是教务主任张老师出的点子。张老师不希望优秀的孩子失去学习知识的机会。

钱小娟见到了韩二娘后，高兴地说：“韩老师，从1966年停课闹革命，我疯玩了一年多。1967年10月份又复课闹革命了。我呢，从小学五年级一下子跳到初一。那时学校不少玻璃已经让附近的孩子砸破了，冷风呼呼的。记得第一天上学，学生们就在你的带领下，先拿报纸糊窗户。

孙玉兰说：又上学了，挺新鲜。文化大革命最先倒霉的就是中学老师，没挨过揍的少，没打死的也都打服了，老师一见着学生就忍不住哆嗦。复课？怎么复？谁听谁的呀？我们学校还好点，老师学生是头回见面，所以，韩老师那时见到我们不哆嗦，但你说话和气极了，师道尊严一丁点都没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终于把几千年来颠倒的师生关系给摆正了。所以谁也没把老师往眼里放，学校不过是又一个玩的地方，高兴就来，不高兴就走，用不着问谁。

李爱雯说：那时每天头一节课是“天天读”，专学毛主席著作。这可是“雷打不动”，还真得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可不是怕老师。天天读一完就随便了。老师前边讲什么，学生们根本就不认真听，学生们想的是不如回家打扑克，做游戏，于是立刻收拾书包，有的同学连书包都没带，更省事，站起来左右问问：你走不走？你走不走？都不走？那我一人走。

    3个同学说得最多的是那时的“早请示晚汇报”。

李爱雯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荒谬，那时的教育，一边想把我们培养成无神论者，一边却每天都必须“早请示晚汇报”。我记得入学不久，学校安排到农村去学农。每天早上一起床，什么也不做，就要先集合在一起“早请示”；晚上入睡前，不能自行倒头就睡了，还要集合一次“晚汇报”。按要求，我们每个学生早晚手里必须拿着一本由林彪写序言、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由一名老师或学生干部领喊，集体跟着带领同声喊：“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老师念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边念边有节奏地摇动着手中的“红宝书”。这就是著名的“早请示晚汇报”，当时的一个全民对领袖的祷告的仪式。

孙玉兰说：本来这没有什么使我们觉得惊奇的，因为全国都这么干了，大人们都这么干了，我们这些少年跟着又有什么呢？但当时一位在我们看来很严肃的物理老师，每次是他领着我们喊口号，我们有时很讨厌他。

钱小娟插话说，这位物理老师叫赵龙生，四十来岁，正值壮年。可能是长年用功读书，戴着一副厚厚的高度近视眼镜。在我们这些无知无畏的同学心目中，他是一个很有科学知识的老师。但他总是忙着带领我们做“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又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与他顶嘴，骂他。记得他为我们上的第一节物理知识课是讲“杠杆原理”，他很认真地讲，他的不知是哪里的口音使我们想发笑。个别不是那么安分的男同学就搞起小动作来，七嘴八舌在下面讲话。终于有一个调皮的男同学，他连老师的姓都没记住，情急之中就把物理老师叫成了“杠杆老师”，最后大家就学着他的样，把物理老师代称为“杠杆”，并在同学中流传。物理老师似乎并不介意这个叫法，他在意的是大家是否认真学习。

孙玉兰问韩二娘：“韩老师，你与赵龙生还有联系吗？” 韩二娘摇摇头说：“没有。”

教务主任张老师插话说：“赵龙生老师和我有联系，但他在新冠疫情爆发时，因染疾，没去送医院救治，病死在家中。”

大家沉默了。

张老师说：“其实，赵龙生老师是个文艺爱好者，他参加过解放军，在部队里是文艺宣传员。退役后，他在北京一所学校当了老师。他组织过学校参加“十一”天安门广场组学生的编排工作。这是政治任务，非常重要。他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第一步是挑人，平时调皮捣蛋的，当时叫“无政府主义特别严重的”不能去，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能去。那时学校年级近500人，总有好几十人去不了。第二步是练队，要把每个人练的特别听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还要练耐力：耐晒、耐累、耐站、耐渴、耐憋尿、耐没意思，这都是去“十一”天安门广场组必须具备的素质。离“十一”两三个星期时发花，花是纸做的，带有竹把，可打开、叠上，一般是红、黄两把，有人还有绿的。广场上一会一变的大标语就是十几万学生举着花组成的。广场的地上都有油漆的号码，一人一个。到那天每人就站在自己的号上。举花由信号旗指挥，广场上的好几十个灯杆就是旗杆。每当一面彩色小旗升起来，在离顶部一米处停30秒，赵龙生老师会叫唤“快快快，升蓝旗了，蓝旗”，然后马上又说“蓝旗举红花”，或喊叫“红旗举黄花”，同学们见小旗再往上一升就赶紧举花。谁要举错了就是政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不敢儿错。

    张老师说：“赵龙生老师调到我们学校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就是在中央决定全国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时。我们学校原来的物理老师在文革初期被打死了。上级就安排赵龙生老师调到我们学校补上这个空位。可是，那时并没有真正复课。于是，学校就安排他负责学校的“早请示晚汇报”组织工作。你们还记得学校组织的跳“忠字舞”活动吗？这也是他负责的工作。

孙玉兰说：我想起来了。我平生最不善舞蹈，甚至羞于用肢体表达感情。但在中共九大后，学校掀起跳忠字舞的热潮，我作为一班之长，是不能公开抗拒跳忠字舞的。在一些善跳也爱跳的女同学追击之下，我逃不脱，只能应付式地“被迫起舞”。我决定来一个缓兵之计，样子是学跳，不真学。但又不能让人发现是假学，积极地表现出笨拙的样子来。赵龙生老师教我抬腿伸手，我便抬腿，但故意忘了伸手，他提醒伸手时我是伸了，脚却有意放下了，总之就是手脚单边行动，永远都不能协调手脚动作，教得热心的赵龙生老师对我没办法，只能连连叫苦说，都从没有见过这么笨的人。我呢，不断地认笨，外加自我嘲讽，样子还特真诚。最后教我跳舞的赵龙生老师放弃了要求我继续学习跳忠字舞的的打算。

孙玉兰笑着说：老实说，我手脚笨是笨，但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的，不过舞蹈真不是我想学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效忠的舞蹈，无非是双手捧着胸前的心，献给天上的太阳，而太阳就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看起来完全没有美感，从里到外都觉得难受。事后，我虽经常被有些女同学讥笑，可我却一点都不觉得难堪，内心还洋洋得意，因为自己不跳忠字舞的目的达到了，只落得个愚钝名声，逃避了自己当众出丑，又没有被认为政治态度方面有问题，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天晚上，当年学校的教务主任张老师和钱小娟、孙玉兰、李爱雯3个学生，在韩二娘老师家闲聊了很多。

韩二娘重新坠入了文革中的那段回忆，但“复课闹革命”时的追忆却无法让她高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