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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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二娘與柴健华在家中聊起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那些事，她認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了消灭党内对手，把他的革命模式推向世界，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但是，由于他此前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错误累累，并导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毙，使他难于按照正常途径清除党内大批被他猜忌的对象。于是，他不惜用制造混乱局面的办法，以便乱中取胜。也就是他所说的“大乱治天下”。为此，他有意制造全国大乱，疯狂鼓动青年学生“造反有理”。

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共计8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有一次，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不顾周围人员的劝阻，硬是从天安门城楼上走下来，在广场上席地而坐，显示他与红卫兵小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意志。

在毛泽东的挑动下，北京学生首先开始造反，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先是在校内掀起迫害校长、教师的狂潮，对校长老师辱骂、毒打、罚跪、剃阴阳头。紧接着，行凶打人的红卫兵冲向社会，在机关、厂矿、街道，想打谁就打谁。据“文革”结束后公开披露的统计数字，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其中有13名是校长。那段日子，被称为“流血的红八月”，没有亲历这场浩劫的人是很难想象当时腥风血雨的疯狂残忍程度。

那时长安街上刷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恐怖的阴云笼罩北京全城。

局面已经如此不堪，毛泽东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进一步挑动学生造反。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表态支持学生大串联，鼓动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来取经，也发动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毛泽东还动用经济手段，对红卫兵“啖之以利”，宣布串连中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如车船费、住宿费、伙食费，全部由国家开支。

《通知》一下发，顿时在全国掀起海啸般的串联狂潮，数以千万计的串联学生被尊称为“毛主席的客人”，跑到全国各地，冲击四面八方。

在大串连中，部分学生在各地建立了联络站，冲击机关、厂矿、科研院所，揪斗“走资派”，以“破四旧”的名义破坏名胜古迹。

大串联导致全国交通陷于极端混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全国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在大串联的数不尽的种种恶果之中，最大的恶果是北京红卫兵把打人的暴力行为推向全国各地。外地学生惊奇地看到北京到当地串联的红卫兵动辄抡起皮带打人，他们这才知道，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原来这样造反！他们一下子也学会了。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革命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所谓“破四旧”

由于9月5日中共中央支持大串联《通知》的下发，串联人数骤增，火车超载好几倍，狭窄的座位底下都躺着人，车箱内，可怜那些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般的“毛主席的客人”，根本无法饮食、如厕，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

在极度拥挤中，有的学生竟然脚不沾地的长时间“站立”着，艰辛万状。相当多的学生根本无法挤进车箱，又不能无限期原地滞留，无奈之中，组织“长征队”，步行进行串连。

毛泽东无视这些年轻人的性命安危，加强煽动，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对于“大串联”，当局反复强调是“毛主席对红卫兵的巨大关怀，巨大爱护”，是“经风雨，见世面”。

韩二娘对柴健华说：我当时是中学老师，很多老师被批判了，校长和书记也被批斗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是让学生们用终生失学为代价，换取一次拥挤饥渴的串联，简直是用钻石换臭虫！

韩二娘说道，经过半年多的红卫兵造反，毛泽东看到最大敌手刘少奇及其羽翼在这场他特地制造的大混乱中已经显然失势。这使他感到，红卫兵已不再有利用价。他又玩弄“收纵在我”的伎俩，取消了自己向红卫兵作出的次年春天掀起新的大串联高潮的承诺，明确不再支持红卫兵的外出。

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来年春暖季节之前，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

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宣布从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各地免费提供食宿的红卫兵接待站迅速撤销。

既然交通、食宿都失去了着落，“大串联”随即成了强弩之末。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红卫兵原定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种种计划全部告吹。

大串联虽然渐渐停止了，但是全国学校仍然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数以千万计的刚刚从叱咤风云的造反舞台上退场的“造反小将”突然赋闲，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精力无处发泄。

既然“停课”是“闹革命”，当然是“闹”字当头。教室的门、窗、玻璃、黑板、课桌、课椅无一幸免，全被砸烂。

既然校长、老师都打得，砸砸桌椅、板凳又算得了什么？

大串联结束后，各校老师校长都躲起来不敢露面了，我那时也不敢到学校去了。

于是，没有藏身之技的门窗桌椅成了替罪羊，学校各类设施，主要是在那时被毁坏的。小学受到的破坏少一些，大学次之，中学破坏最甚。

韩二娘对柴健华说：等到“复课闹革命”时，谁要是能在哪一所中学里找到三块完整的玻璃，那是奇迹。今天的学生已经很难理解当时思维受到毒害的那一代学生的所做所为，在当时，狂热的政治迷信有如瘟疫，通过各种媒介席卷大众，使人失去了起码的理智。无怪乎常常有人感叹：“看来学生的确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群体。”

破坏是无所不在的，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我所在的学校被毁坏的也很严重，校园内外，原有的秩序早已是荡然无存。东西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试验室都是门破窗残，里面的教学仪器、办公设备、图书、电器等等，被拆的拆、拿走的拿，所剩无几。

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最高尚、最文明的行动是大概得算偷书了。学生们砸开图书馆的门窗，书库的藏书各取所需，据为己有。或者图书馆早已被砸毁，门户洞开，可以随意出入。有的人，靠从图书馆偷书，居然成了小藏书家。这些学生，靠读偷来的书滋养自己，度过了文化饥荒年代，更有人靠读这些“赃书”成才。

放任无序的“停课闹革命”就这样可悲地延续着。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大概毛泽东忙于“与人奋斗”，无暇顾及。他不发话，就没有人敢提让学生复课的事情，包括身居高位的周恩来。

就这样，从6、7岁的一年级小学生，到26、27岁的大学毕业班学生的学业，只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全都在“停课闹革命”的闹剧中无情地荒废着。

韩二娘非常感叹地对柴健华说道：“停课闹革命”的闹剧第一幕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复课闹革命”闹剧第二幕又开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