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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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雯、钱小娟、孙玉兰创办的“闹闹”校友群，越来越热闹了。李爱雯三个老校友开始讨论“复课闹革命”那些事了。

钱小娟说：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些“69届中学生”写的回忆文章。他们是1967年10月未经任何考试、按家庭住址划块进入中学的。我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话，也没有必要造假。我只是在想，“复课闹革命”那些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淡忘，而且在有关文革史的文章中也很少提及。当时，停课也罢，复课也罢，中心都是“闹革命”，上课与否，是可以根据革命的需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如此这般就能进行“教育革命”，是何等简单、何其理想啊！要做到上面那些，还要求“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教育每一个革命师生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切革命同志务必保持警惕。……要抓紧对革命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紧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深入批判，这样，复课闹革命就能够搞好，教育革命就会落实。”然而，正是在这时候，学校里派性斗争炽烈，所以又要求“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帮助革命的干部和教师站出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革命教师和革命干部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事，应该有勇气有决心对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批判，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决裂。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学生有很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要到学生中去，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正因为是如此“豪迈伟大的事业”，所以对“每一个革命师生”的要求如此之高！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要求没有可能实现。

孙玉兰说：那时的宣传是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方针，是当前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翻来覆去的说法，既不能等待一切都改得彻底，又不能认为是复旧和改良主义；既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彻底改，也没有说明是否复旧与改良的区别。所以，这不是，那也不行，就难怪“复课闹革命”迟迟难有进展。事实上，在那个帽子横飞、标签乱贴的年代里，正是那些随时可以扣到你头上的大帽子像可怕的幽灵时时陪伴着你。事实上，直至1968年以后仍然有名目繁多、接连不断的“清理阶级队伍”等等运动。虽是说“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实际上每个单位都被认为有“坏人”即“阶级敌人”，普天之下竟然没有一方干净安宁之地了。“大多数”、“有些人”这类含混不清的字眼，使得教师和干部队伍始终人心惶惶。

李爱雯说：文革一来，我跟着热闹了一阵上街游行报喜宣传之类，不久，我就感到无趣乏味了，成了一个“逍遥派”我在家闲得发苦之时，一位同学来找我，要我帮忙抄写“大批判专栏”，我也就应允了。那大概是1967年国庆以后的事。我想不起来，其中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会促使我从1967年初冬开始卷入“大批判专栏”。现在明白了，就是因为“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发表了。看来，我在当年真是一个听话、跟走的好孩子，不，应该是“可教育好的子女”。

李爱雯回忆道：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所在的中学是1968年2月18日成立“革委会”的，具备“复课闹革命”的条件了，于是勉强有过几天“复课”。班级不再叫某年级某班，而是某“红营”某“红排”。班级称红卫兵排；年级称红卫兵营；全校则是称红卫兵团。由于每天早上必须到大操场参加“早请示”，所以，到学校里去必带“小红书”，而且已经开始流行红塑料制作的背包式“语录包”了。除此之外，有一支钢笔一张白纸就可以了，因为时不时要求写一篇“学习体会”。

孙玉兰笑着说：记得，记得。每节课开始就是起立三呼万岁或万寿无疆，废止了向老师问好的老规矩。教室里始终乱哄哄的，神气十足的“革命小将”都坐在前排。有好几位老师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被“革命学生”哄出教室。

钱小娟插话：这样的“复课”，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教室、教材、课程、更没有真正的教师，也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就开始下乡三夏劳动。回来之后不久，很快就被“毕业”了，我是以初二的水平冠上初中毕业生的牌号，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

李爱雯和钱小娟、孙玉兰三个老校友，越说越来劲了。

关于 “复课闹革命”那些事了，看来永远也说不完。这样的回忆看上去蛮有道理，也顺理成章。尽管这样的回忆其实并不完整、并不全面。但藉此回顾和感受那时候的大环境大氛围，感觉是，当时不可能有超前的醒悟，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投身革命”了。

李爱雯说：虽然那时候我家是文革的“革命对象”，我属于“黑六类子女”，确实可以继续以此为理由做“逍遥派”，但是在那样一个超级革命化的时代不想革命还真难。还记得文革前参加学习共青团章程的小组，知道了“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懂得了要积极主动“靠拢组织”，而此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又是“造反派组织”主动找上门来，请我去“参加革命”，岂不是“天赐良机”？所以再当“逍遥派”并不现实，也不光荣，而是应当“投身革命”。

钱小娟说：当年自己也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的。自愿报名插队落户的时候才“光荣加入红卫兵”的。现在看来，还原这段经历，使我这个不明就里就置身于革命的文盲学生不能不深思：文革的始作俑者对教育革命真有可以操作的蓝图？文革的“司令部”对“斗、批、改”真有战略部署？文革中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最新指示真是针对“一小撮走资派”？……时隔半个多世纪，回望自己留下的痕迹，回味自己的亲身感受，重读当年的人民日报，确确实实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温故知新”。

孙玉兰说：回顾自己经历的“大革命”，我看到一份资料，那是一份关于学习李文忠的专题报道。大概有3项内容：李文忠同志家乡访问记；英雄四排豪言壮语；日夜想念毛主席。其实，这些内容早已不新鲜，因为在1967年9月下旬就在人民日报上开始出现关于李文忠事迹的报道，但是在持续了两个多月后，出现了一个重大“飞跃”。1967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亲自批准，授予在伟大的支左斗争中誓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六○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同志以“支左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可想而知，有统帅与副统帅的亲自领导与指挥，怎么会不出现了热浪冲天的新高潮？虽然在这以前报纸上已经充满了“三忠于”“四无限”，也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但是在学习李文忠的又一浪滚滚热潮中，报纸上愈加铺天盖地、满目皆是，与“三忠于”“四无限”大同小异、竞相媲美的豪言壮语层出不穷，例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分析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又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再如：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分一秒不放松；一辈子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丝一毫不走样；一辈子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时一刻不停息；一辈子忠于毛泽东思想，天崩地裂不变心。更有：无限忠于毛主席，绝对坚信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这就是文革期间最最流行的排比句。

李文忠最突出的名言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孙玉兰说：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最流行的一句革命口号，无非是万岁万万岁或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类。但是在文革以前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得知五十年代就有不为领导人祝寿的规定，所以文革前的日历本上也只印马恩列斯和孙中山的生辰与忌日。但是，文革爆发后那条规定就悄悄作废了，尽管在公开场合包括正规的报纸书籍上没有12月26日祝寿的内容，但是“群众自发”的祝寿行动在1966年就开始了，由“红卫兵”“革命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小报、资料无不为祝寿热浪“火上浇油”。在1967年12月26日前一天，新华社发消息：邮电部发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纪念邮票。新华社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为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说出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里话，最集中、最充分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

这一套邮票的用意是不言而喻、人所共知的。报纸作大量宣传，为造神运动又添了一把火。那年当天，头版必定是大幅伟人照片，套红的口号，还发布了全年出版毛着八千万部的创纪录消息。这一辉煌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李爱雯笑了：第二次文革已来了。现今的最高领导出版的著作数量，发行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远远超越了老毛。最近在万寿宫举办的70寿典，也是老毛不能比拟的。狂热造神，是中国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