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76）

 

276

 

车窗外下起了雨，雨滴一颗挨着一颗，老天泪水突然间蓬勃了起来。那断了线的雨珠，开始敲打车窗。在那悲伤的旋律中，看世界模糊点好，看的太清楚，伤的越痛苦。

出租车上的交谈，两位老教授把“清理阶级队伍”时已支离破碎的记忆组成了残酷而忧伤的记忆画，看到就揪心。现实的社会，我们还是虚幻点比较好，不然这些痛苦记忆会把我们糟蹋的遍体躏伤。

但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老教授与常人的想法总是不一样。

洪文宣说：当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时，才能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只有不忘痛苦的经历，才能反省我们的社会，感悟人生的真正意义。

沈志睿说：谁应了谁的劫，谁又变成了谁的执念。人的心情已经习惯和候鸟一起迁徙，只是有些仓惶而已。我们躲过了劫难，却不会忘记在劫难中离去的人，虽说他们都离开了，但是只要我们还记得他们，他们就会一个个都回来。我们已不再流泪，就像他们决定要离开我们时一般地坚定。

 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老教授认定“清理阶级队伍”是人间最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议论起这场运动中发生过的

若干大案冤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11720人被关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1938年冀东大暴动。他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1967年9，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七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

由于江青说天津市公安局“专了我们的政”。于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44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的10名正、副局长及72名处长、分局和县局局长被定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后，送往劳改农场。

河北深泽县是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江青指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后，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一排排弯腰挂牌或戴着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仅一个村子中白庄，就在“深挖叛徒”时打死了3人。

江西在“三查”中有个口号，叫“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结果便胡乱屠杀。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3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后，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家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11年。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

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

各种“分子”的子女也被诛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洪文宣对沈志睿说起了湖南“道县大屠杀”。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1967年8月，在城里失势的一派，到道县乡里动员支持共产党的贫、下中农消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7700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

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最小的才5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的孙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20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随即将他们一一推进石灰岩溶洞。

湖南的大屠杀不只道县一处。1967年9月，郴州专区的嘉禾县坦坪、广发、莲荷等公社，部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及其子弟被杀。20日，驻省支左部队紧急命令才止此风蔓延。

沈志睿对洪文宣说：据我所知，少数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凉山彝族区的“罗罗王国”，1956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一切财产，仅留一点土地和牲口维持生计。十二年了，阿侯还是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乡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一个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一位当年的女奴隶救起，躲往另一个部落，扶养成人。而那个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6人，被迫自杀10人。

云南省“清队”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时“站队”站错了线的都是审查对象。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000人死于非命。

譬如蒙自县11月19日，在庆祝县革委会成立的大会上，革委会主任、640部队军代表宣布“炮派”组织“站错队，是刘少奇、阎红彦（原省委第一书记）、赵健民（原省委书记）在蒙自的代理人。”当晚抓捕二百余人，数十人打成重伤。12月28日，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到蒙自，说“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全县7823人被划为“站错队”，其中被捆绑批斗的2624人，打伤385人，打残103人，非正常死亡67人。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万余人。

腾冲县从1968年12月开始“划线站队”，被批斗人数达4654人，吊打致死15人，逼死71人，打伤致残247人。

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命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健民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一子虚乌有的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队”中重划阶级成份，共挖出“阶级敌人”6666人。死亡37人，致残30人。

内蒙古自治区发生的“内人党”案犹为惨烈。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1946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346000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

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一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个才20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去。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120多户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还有16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10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5月，全县有80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

整个内蒙因“内人党”案被刑讯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多达87180多人，整死的则有16222。

洪文宣对沈志睿又说起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屠杀。

　　1968年3月，广西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一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如果说宁明县的屠杀还是零星、个别的行动，到“清队”时就变成了全广西的大规模杀戮。

196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广西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后，支持伍晋南的“四·二二”派继续与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斗争。韦国清为控制全自治区，从1968年6月开始对“四·二二”实行屠杀。这场由广西军区组织，各县人武部具体执行的大屠杀，使全国文革期间任何一场杀戮都相形见绌。因官方承认“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不说杀“四·二二”派，1968年6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与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称该团“狂叫杀贫（农）留中（农）保地（主）富（农）”，动员各县市声讨“反共救国团”，号召全区人民缉捕“反共救国团”成员。继而以毛泽东“群众专政”为根据，由“联指”派成员执行屠杀任务。即捕即杀，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6月底至7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二十年前的贫农被发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60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40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杀完了对立面，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部分是农民部分是华侨。华侨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员，一百多人被活活打死。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派了一个连去县武装部，缴了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武鸣县各公社在声讨“反共救国团”会上当场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856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亲属。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

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8月16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二十三种人”，即各种“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犯过错误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子女，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167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　　

为图省事，往往将“四·二二”押到江边，打死后推入江中。一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九具。作家秦牧说，当时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一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

各县解决后，广西军区便对南宁、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据点实行总攻。枪炮、坦克、水火一齐上。因据守南宁展览馆的“四·二二”躲进地道，当局采用水攻，下游水库关闸，上游水库放水，一直淹到该城最高点火车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无人知晓。

消灭“四·二二”、残杀“四·二二”俘虏的同时，“联指”内的愚昧民众将“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属捕而食之。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他们顺便将每次运动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收罗出来，吃掉，彻底解决问题。　　

到7月底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下令禁止乱杀时，仅桂平矿务局被杀的就已达数百名。全区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杀了。

韦国清杀了多少人？官方的数字是：全区“在此前后被迫害和滥杀的达八万多人。”实际很可能接近十万。

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老教授认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政治斗争，也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杀戮运动。“清队”持续一年多，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战争年代和1960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

同样的瓶子，为什么有些人要装毒药呢?同样的心理，为什么有些人要充满着仇恨呢?脸上的快乐，别人看得到。但心里的痛又有谁能感觉到?

有些人居然又在缅怀文革，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当你越想挽留些什么的时候，就越容易失去些什么。那些仍在为文革唱红歌的人，相信历史会作出报应。

出租车仍在缓缓前行。雨停了，淋过雨的空气， 疲倦了的伤心，让两位老教授记忆里的痛苦开始慢慢的融化。

老司机停下了出租车，对洪文宣和沈志睿两位老教授说，你们的目的地到了，这里就是香港湾仔的金紫荆广场。

    洪文宣与沈志睿看到了广场上矗立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大型雕塑，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重要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