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82）

 

282

 

南通达向南阳生讲述了自己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上海经历。

1970年“一打三反”文件下发后，全国上下纷纷成立“一打三反”领导机构，领导本行政区域内运动的开展。上海也不例外。

南通达说：外资银行进入上海的时间非常早，几乎比近代意义上的中资银行早了半个世纪，并且对后者的产生也存在巨大的影响。在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即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便率先抢滩上海。在随后的70多年里，以英国资本为主导，包括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国资本在内的数十家银行陆续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当时，上海堪称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城市。存在多个国家的租界，有着相当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外国人享有相当大的特权，甚至在进入上海时不需要签证。上述各家外资银行利用上海的有利环境，迅速扩大经营活动，对上海成为金融中心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些银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大银行。它们的股东和客户中，有很多在世界经济中是举足轻重的大财团或大公司。银行的决策，也会对这些企业产生影响，因此带动了大量资金流入上海。外资银行成为上海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渠道。

外资银行的大量拥入，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竞争不仅存在于外资银行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当时上海的外汇市场汇率由汇丰银行挂牌发布，鉴于上海的经济地位，上海的汇率实际上就是全国的汇率。

    外资银行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且它们在创办之初由纯营利性逐渐兼有政治性，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外国政府对华侵略的代言人。如1870年时，麦加利银行借口治外法权，擅自发行纸币。有些外资银行擅自发行的纸币和汇票由于其信誉度高，甚至能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这种现象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并且对中国的币制改革造成了阻碍。

    19世纪60年代中叶后，外国金融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65年，总行设在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成立，不久，该行相继在上海、汉口、广州等10余座城市开设了分支机构。这时，德、法、俄、日等国的金融集团也加快了在中国建立侵略据点的步伐。德国的德意志、德华，法国的法兰西、东方汇理，日本的横滨正金和俄国的华俄道胜等银行，相继进入中国。从1845年至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先后有20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总行或分行及代理处。到甲午战争前夕，除歇业、倒闭者外，在华外资银行计存9家，在各地的总、支行及代理处共58处，已经初步形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网。

    甲午战争后，外国银行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积极地在中国增设总行和分行，扩充地盘和业务。外国金融势力渗透扩张、外国资本主义金融网形成和扩大的过程，就是中国金融市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过程。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外资银行除支持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掠夺原料外，还极力推行资本输出，给予清政府大量借款，从而控制中国的海关和财政金融。1937年至1947年间，美、日侵略中国经济的势力迅速扩大，形成英、日、美三国争夺和控制中国金融的局面。

1949年到“文革”前，在华的外资银行计有15家。它们在中国11个城市共设有36个分支机构。多家外资银行都被批准为外汇指定银行，代理中国银行指定的外汇业务。对这些外资银行，中国银行采取了管理、利用的政策。它们过去拥有的一切特权必须取消，作为纯商业机构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合法经营。但是，几乎所有的外资银行都不愿失去往日的特权。大部分外资银行准备结束经营。纷纷提出结束业务，撤出中国。对于那些申请停业的各银行，除在上海的英资的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外，中国政府均当即予以批准。因为英资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在中国分别有近百年和百余年的历史，熟悉中国，有相当影响，有一定代表性，继续留在中国营业对新中国开展国际金融业务和国际贸易能发挥一定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希望挽留它，也是基于此理由。

另外，英国是第一个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西方大国，虽然两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致使中英两国并没有立即建交，但这对两国经贸等方面的发展仍起了一定的有利作用。汇丰、渣打两行在上海保留了机构，继续营业。中国银行执行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政策，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侧重于限制它们逃套外汇，转移其在华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一是对在外汇方面有违法行为的外资企业的管理，二是对外籍非居民人民币资金的管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资银行的业务受到影响，特别是中英外交纠纷发生时期，英资银行在中国受到较大的冲击，几年中这两家英资银行每年的利润很少。

1968年7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工商局申请停业，并要求中国银行给予协助解决，但当时未提出任何停业的原因和理由。1971年3月，该行总行再次提出其上海分行歇业问题，并通过外交途径分别在伦敦和北京提请中国外交部注意，这时英方才明确提出其要求歇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业务量太小；二是认为该行在上海的外籍工作人员在生活待遇上不及法国、巴基斯坦两国航空公司在上海机构中的人员，如汇丰、渣打两银行人员不能像法航、巴航的人员进友谊商店购物等等。由此，汇丰银行的停业问题发展成为两国间外交交涉的事件。

南通达对南阳生说：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他在上海的银行同事开始撤离中国，回到香港去了。但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位同事被当地政府逮捕了，理由是剌探中国银行机密，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有一些经常与南通达联系的中国业务员也先后被抓了。从内部消息透露，南通达也成了中共通缉的对象。出于无奈，我和几个朋友选择了逃离上海。我们已通过关系弄到了去香港的船票，但我的朋友在通关时被捉。那时，我凑巧去厕所解手，没想到就此逃过了一劫。我失去了返回香港的机会，于是便在内地隐姓埋名，开始了流浪生涯和打工生活。我扛过包，搬过砖，干过很多苦力活。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才知道中国正在大力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全国充满了血腥味。

 记得，中国重返联合国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中英两国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了会谈，终于达成实现中英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公报。公报宣布，两国决定从1972年3月13日起把彼此驻在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政府表示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份的立场，决定撤销其驻在台湾的“正式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在中英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外交上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之后，按照适当放宽的原则，决定对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上海分行1971年以前历年不准汇出的盈余共人民币89万元准予全部汇出。1973年3月2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发函上海分行，指示该行将上海汇丰、渣打两行以前不准汇出的盈余于1973年和1974年分两年汇出，每年各汇出50％。对上海汇丰、渣打两行的业务放宽以后，两行都在国外积极争揽对中国贸易的大额业务，两行的业务量和利润也都得到大幅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维持下来的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逐步恢复，为开展经营活动，需要招收一批业务人员，因社会上无业人员中很难物色到符合条件的人才，后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采取选送职工到外资银行工作的形式，解决了这些银行的用人需求。我也是在那时返回到香港，重操旧业。

有趣的是，香港回归到中国，我却回归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