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6）

 

256

 

心理学教授沈志睿和社会学教授洪文宣与当年的学子孙玉兰、李爱雯、钱小娟和婉茹相聚在莲香茶室。

孙玉兰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当年，大陆为何要发起下乡运动？”

心理学教授沈志睿和社会学教授洪文宣回答了年轻学子提出的疑问。

长期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教授洪文宣谈起了中国历年人口的年度增长率。他曾经研究过1949-2019年的中国历年人口年度增长率。

教授洪文宣说：

1966年之前，青年大规模下乡的运动多少还有一些实用主义色彩，还属于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但在1966年之后，这项政策几乎脱离了经济政策的成分，完全变成一种政治行为。持续的大规模斗争，让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以解决就业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具体实施了。

1967年，甚至发生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把在城市里“砸烂一切”的青年下放农村，却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武斗。与此同时，很多青年经过一年或者两年的斗争，他们也不想继续留在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掀起了青年下乡的高潮。一些人为了打击报复政治对手，也借着这股风潮，把安排他人子女下乡当作政治斗争的手段，不少高级干部的子女因为父母受到运动波及，也被安排下乡去，无法继续的到教育或者就业的机会。

时间来到70年代，虽然政策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但社会对于无序的抵制已经让上层对于继续推行运动造成了强大的阻力。

教授洪文宣说：在1970年，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很多企业都在70年代初扩招工人。这一现象让城市青年有了去处，1971年国有企业职工总人数超过五千万，大量本可能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被吸纳到企业成为城市的工人。

在农村，一些青年也终于等到机会被召回城市。哪些青年可以被调回城市，一般都要看出身，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成分”，也要看具体的家庭情况，如果一家子兄弟姐妹几个都下乡了，那么就可以调回一两个到城市的父母身边。还有一些成分比较好的，或者表现突出的，被推荐到大学去学习。

70年代下半叶，整个社会对于政治运动的抵制几乎已经是共识，而各级基层干部也不愿意违心地做给自己找来骂名的事情。包括遣送青年下乡这样的事，基层干部的执行积极性不高，得过且过。青年和他们的家庭用各种方法逃避下乡，导致下乡人数直线下跌。

后来虽然在1973到1977年间有所反复，但总体上下乡运动正在逐渐消退。

李爱雯爱问，她问道：“我们当今应该如何对上山乡作出正确评价呢？”

教授洪文宣回答道：应该说，青少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了解一些农村的基本情况，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是，上个世纪的下乡运动，虽然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跟“教育”没有任何关系。它缘起于城市经济下滑引起的劳动力过剩，为了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采取的方法不是新增就业，而是把新增的适业人口抽离城市，放到农村，让农村去稀释他们。然而，就是这样的土政策、笨办法，却让一些人尝到了甜头。城市的人口被限制住，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掩盖，尤其是在城市进行粮食和各种资源的配给变得十分简单，而广大农村即使出现困难，大量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子女注入农村，也可以帮助维持稳定。

心理学教授沈志睿说道：青年下乡，也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因为下乡的青年，虽然是劳动力，却也是吃饭的嘴。在广大农民自己还没有办法保证温饱的情况下，还要分出相当多的口粮给下乡的青年。青年虽然身强体壮，但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最初是基本不能参加劳动的，即使经过反复培训，他们一心想着回城，劳动积极性也不高，绝不能与真正的农民青年相比。在具体执行遣送青年的官僚当中，新的政策赋予了他们新的权力，他们可以决定每一个青年的生杀予夺大权，因而大搞权力寻租，产生的腐败不可胜数。

教授洪文宣说：

上山下乡不是自文革开始的，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上世纪50年代就被倡导，60年代被广泛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回乡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发出并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执行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且持续十年。事实上，即使没有文革，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无法解决批判马寅初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青年人升学就业危机，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不控制人口，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无法避免，若没有改革开放，知青下乡至今都不得不成为常态，其恶果实在无法想象。

上山下乡不独中国有，例如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曾一改过去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两年中动员了27万城市知青下乡。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法国也曾有过上山下乡，一些城市青年不满于生活现状，去法国中央山地南部的拉尔扎克高原放羊，幻想过与农民相结合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正如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先生所说，当时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即使如此，过了几年后，他们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

心理学教授沈志睿说道：我们研究一下群体心理学就会明白，凡文明社会都应给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迁徙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恶是剥夺了广大知青群体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归还知青群体谋生、择业和迁徙的自由。

诚然，当年我们中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但绝大多数是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还借此达到了结束红卫兵运动的目的，但老毛为了实现乌托邦幻想，不依经济规律治国，知青上山下乡如同大办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那样大轰大嗡地被强制，而无视几千万年轻人的群体青春被荒废、不顾无数家庭被拆散，不惜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宁可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

沈志睿说：我也下过乡，下乡后我才认识到，知青群体并非是唯一被剥夺自由者，广大农民群体同样被紧紧地束缚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终日拼命劳作却极度贫穷、不得温饱，不仅不能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连外出逃荒都属非法，都会以“逃窜犯”被抓。中国农民群体是早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贱民群体，难怪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坏分子”除了坐监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作为惩罚。

洪文宣说，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文革加剧了“全民枷锁制”，有的知青却认识不到反人类、反文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之恶；认识不到正是专制体制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失误”，这些“失误”又导致了牺牲一代知青群体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时，洪文宣教授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一通语音聊天电话后，对沈志睿教授说：“是秦西岭打来的电话。他想请你我晚上去用餐。”

沈志睿教授笑着对那几个年轻女学子说：“秦西岭是洪文宣教授最得意的门生，是原人文学院社会学的博士生，他还有一个女友林北雪，林北雪是原人文学院医学博士。应该说，他俩也算是婉茹的大学校友了。”

婉茹高兴地说：“啊，他们也在香港？当年在读大学时，我们就是好朋友了，还有一校友南阳生，不知他近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