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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景汉与成野男父子两人在Staunton’s接待了林北雪、秦西岭与婉茹、南阳生。
南阳生对成景汉说:成老,我非常感谢您,帮助我办妥了赴港签证,还落实了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找工作犯愁。
成景汉笑着说:你不用感谢我,你应该感谢的是婉茹,是她找到了你,她一直牵挂着你呢。为了让你到香港工作,她委托了成野男,野男这小子也不错,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移民中介,帮助不少内地人移民到香港,他的朋友很多。你到了香港,遇到什么困难可找他帮忙。
婉茹说:“成老,南阳生初来香港,还没有一个住宿的地方,他不愿意住在我家。”
成景汉笑了:“你还没与阳生成亲哩,咋能居住在一起?哈,我看阳生可与野男先居住在一起。”
野男对南阳生说:行,就怎么定了。
成景汉问南阳生:听说你的母亲叫何中兰?
南阳生:是的。
成景汉又问:你的父亲呢?
南阳生说:我没有父亲。我母亲是外公何家福的养女。外公因缺了条腿,一直未婚。后来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稻田里的女婴,外公为她取名何中苗。何中苗长大后嫁给了同村的南路通。何中苗和南路通生有一男婴。南路通是个打工者,一直在外地。何中苗独自带着男婴住在妹妹阿兰家楼上。有一天,男婴哭了整晚,隔天阿兰忍不住问:孩子怎么了?
何中苗吞吞吐吐说:“我没钱买奶粉和尿布,孩子又饿又难受。我丈夫又逼着我一起去外地打工,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阿兰当下决定照顾男婴,让她的姐姐去外地找工作。那是1996年的事。男婴的生母何中苗给了妹妹几次养育费后,也就联络不上了。
南阳生继续说道:这是外公的战友老中医柴健华告诉我的。原来田中苗长期罹患忧郁症,对生活丧失了信心。南路通长期在外打工,偶然会寄些钱给阿兰用作照顾孩子的费用,其他的钱则全化在为田中苗治病上了。但田中苗最终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田中苗身亡后不久,南路通在外地打工时,因一场事故,死在了工地上。
南阳生叹息道:
何中苗和南路通生下的这个男婴就是我,我突然间失去了父母。母亲的养父,也就是我的外公何家福因缺了条腿,但他仍然艰难地千方百计地照顾我。
老中医柴健华曾告诉南阳生:这时,阿兰曾想收养你,将你从何家福身边接回家。可是他的丈夫金宝杰因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坚决不同意收养,他让阿兰将这孩子送到派出所去。阿兰则死活不答应。你仍然由何家福独自照料。他非常疼爱你,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南阳生。
柴健华对南阳生说:二年后,阿兰哭泣着又来找何家福。她的老公金宝杰被一群流氓打死了,她现在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希望何家福能收留她当他的干女儿,她可以照顾何家福,也可以照顾年幼的南阳生。阿兰可以做南阳生的养母。何家福同意了。
阿兰又对何家福说道:“你以后别叫我阿兰,就叫我何中苗吧,这样,你就会感到你的女儿仍然活着,一直陪伴着你。”
何家福说:“当初你姐姐被遗弃在稻田边,所以我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叫何中苗。你是她的妹妹,就叫何中兰吧,你们是一对生死姐妹。”
南阳生对成景汉说:原来我的生母是何中苗,何中兰是我的养母,也是我的亲姨。当我出生时,就一直由她和外公在照顾。
成景汉听南阳生说到这里时,神情麻木地望着坐在桌旁边的妻子,也就是成野男的母亲通达。
此时,通达突然上前紧紧地抱住南阳生,泪流满面。
原来,成野男的母亲全名叫“南通达”,她是南阳生的生父南路通的亲妹妹。
成景汉看到妻子南通达已经泣不成声,便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讲述起有关南路通和南通达的故事。
故事还得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来龙去脉说起。
共产党执政初期,经历朝鲜战争,中国政府曾鼓励生育,并效仿苏联给予生育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光荣母亲”的称谓。与此同时,1950年4月和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先后下发《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办法》和《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对节育和人工流产做出限制。毛泽东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3年,在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的提议下,中国政府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7月1日最终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人口突破6亿,比1949年增长超过1亿多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0‰。
1953年8月,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节育的政策。与此同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等人随即带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要进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获得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认可。1954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多个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了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3月,中共中央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说:“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3月,卫生部下发《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将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限制条件放宽为至少有四个孩子。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1956年10月,毛泽东指出“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那年7月,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倡控制人口数量。
1958年,毛泽东等人发动了“大跃进”,他的人口观又开始产生变化。毛泽东说:“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此时他并未完全否定计划生育,他表示“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办?少吃一点。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他认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与此同时,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逐渐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尤其在大跃进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强烈反对;1960年他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遭到软禁,随后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期间,毛泽东还让人向马寅初放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大跃进直接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据各方估计有数千万人因此非正常死亡,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于是计划生育政策被搁置了。
但三年困难时期过后,1962年中国出现了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那时也叫婴儿潮。1962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即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此后,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设立了计划生育处。1963年2月,周恩来强调人口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长处中也有麻烦;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但在1970年以前,各种因素导致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未切实推广,截止1969年中国人口超过8亿。
在1970年代初期,毛泽东等人的态度发生转变,中国政府开始切实推行计划生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2年,卫生部提出“晚、稀、少”人口政策的设想。1973年7月,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任组长,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提倡晚婚、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间隔四年左右,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行。当时的计划生育曾经采取强制结扎、强制堕胎甚至杀婴等手段。
1976年时中国人口数量到达9.3亿。1977年全国人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78年,新宪法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
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1981年到1985年把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九左右,这个奋斗目标,是新时期总任务赋予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对于计划生先进个人和集体。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个别干部、党团员、职工,不实行晚婚、节育,要进行教育,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节恶劣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对破坏计划生育的阶级敌人要及时揭露,坚决打击。有关农村口粮分配,城市住房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些规定,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1978年底,邓小平成为中国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主导了拨乱反正、马寅初等人获得平反。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中提道:“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此后,邓小平、陈云、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表示支持计划生育政策,而陈云等人率先提出了严格的“一孩政策”。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由此,在1979年-1990年期间,中国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1979年一年里,全国29个省区市有27个出台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控制生育。截至1980年上半年,除新疆、内蒙古外,所有省、市、区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
1982年5月,钱信忠接替陈慕华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82年12月,《八二宪法》通过,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第四十九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依据这个宪法修正,钱信忠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仅1983年一年就实施上环1776万例,女性结扎1640万人,男性结扎426万人,人工流产1437万例。但是1983年12月,钱信忠被免职。
原来,成野男的母亲全名叫“南通达”,她是南阳生的生父南路通的亲妹妹。
成景汉说到这里,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对南阳生说:你的生父是南路通,生母叫阿翠。阿翠也就是你说的何中苗。何中苗是个弃婴,后被何家福收为养女。
阿翠长大成人后嫁给了南路通,南路通当时是机关公务员,他与阿翠生有一女,后来阿翠又生下一子,这就触犯了宪法,违反了计生政策。南路通除了罚款之外,还被开除了公职。为了生计,南路通只得外出打工。为此,南路通偷偷地将刚生下的小儿子托付给妹妹南通达。但当地计生委查清了此事后,闯进了南通达家,抢走了刚出生的男婴。
南通达这时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孩子被抢走后,我无法向哥哥交代,我当时悲痛欲绝。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后来听说,孩子被南路通当时在机关工作的一个同事收养了。因为这个同事结婚多年后没有孩子。但我没能找到这个同事。
成景汉对儿子成野男说:野男,接下去发生的事还是由你说吧。
成野男说:我一直帮助母亲寻找那个孩子,但没有线索。后来,婉茹要我帮助办理南阳生的香港签证,我特意去了内地,到了岭南镇。通过关系,在当地查到了南阳生的出生情况,原来他的母亲是个弃女,被一个残疾的老人收养。他的母亲先后收养了三个孩子,老大就是南阳生。为了合法办理相关手续,我去拜访了残疾老人何家福,还南阳生的养母何中兰。
成野男继续说道:何家福告诉我,他的养女何中苗成年后与同村的阿男结婚后,生有一子。阿男外出找工,一直没有回家。何中苗为了寻找丈夫,也决定外出打工,就将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托付给她的邻居阿兰照管,何中苗曾给过阿兰几次养育费后,以后也就联络不上了。传说何中苗的丈夫是因一场事故,死在了工地上。何中苗罹患忧郁症,最终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何家福并不相信养女会抛弃他而自杀。
何家福失去了养女,又陷入了孤独之中。二年后,何中苗的邻居阿兰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公金宝杰被一群流氓打死了,她现在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希望何家福能收留她当他的干女儿,她可以照顾何家福,也可以照顾何中苗托付给她的年幼孩子。阿兰现在是这个孩子的养母。
何家福立即同意了。因这个孩子是他养女遗留下的儿子。何家福给这个孩子取名南阳生,给阿兰改名为何中兰。
成野男突然转过脸对母亲说道: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与何家福闲聊时,他告诉我,他的女婿,也就是养女何中苗的丈夫阿德,全名叫南路通。
成野男母亲的哥哥也叫南路通。在中国姓南的并不多,天下有这么巧的同名同姓吗?
成野男为了查找真实情况,给当地派出所办事员送了厚礼,查阅到了有关南路通的相关资料,他的父母早死了,没有详细资料,但他有个妹妹叫南路达,生活在广东河源。没有详细地址。
成景汉对南阳生说:野男从岭南镇回来后,就对我说起了这事。我和路达当年确实在河源生活过一段时间,野男就出生在当地的一片小树林里,所以才取了“野男”这个名字。
这时,南路达从里屋取来了一本旧相册,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说,这张照片就是我和哥哥南路通的合影。
成野男对南阳生说:你认识老中医柴健华吗?他也看过这照片,确认照片中的南路通就是何家福养女何中苗的丈夫。
南阳生叹息道:不知我的生父和生母,现在哪里?
群體心理探索小說(瀋陽 著)
回复删除今天像烏鴉暫時湊合起來,明天又像野獸一樣四散而去。社會上的流氓集團、烏合之眾的交往就是如此,今天臭味相投便雜湊在一起,明天利益相悖,便作鳥獸散。這是一本探索群體心理的另類小說。但愿這個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從噩夢中醒悟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