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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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司机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洪文宣和沈志睿坐在出租车内对望了一眼后沉默了。但这沉默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想法，俩位老教授此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政治运动。该运动于1968年5月25日开始，约三千万人被批斗，学者估计死亡人数50-150万人。粗略估计是文革第二波高峰中，造成死人最多的一个活动。中国政府后来承认其中许多是冤假错案。

“横扫”与“清理”异曲同工，而1968年“清队”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1966年8、9月份的“红色恐怖”。1968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队”不仅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1966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甚至也比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更为恐怖。

清队运动旨在清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在受到冲击的两千多个县当中，平均下来一个县有一百人左右因该活动而死亡。而有的县超过二百人死亡。在人口特别少的县，如中苏边境的爱晖县，有1,500多人因该活动而被关押，其中有65人死亡，属于较低比例。而吉林省延吉县相关的“深挖”活动中，桦田生产队被波及的110户人家，就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洪文宣打开手机，收索到一篇文章《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章说这场运动情致：“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作者是著名学者丁抒。

丁抒文章写道：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早在1957年，北京大学就有人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当然，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到了1966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断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后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1967年1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1月2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30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1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2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6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后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洪文宣一边看手机，一边对沈志睿说：“清队”实际上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此后，“清队”即成全国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队”的主要对象。

沈志睿说：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

　　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又轮到姚文元替毛泽东阐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沈志睿也打开了手机，检索了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信息，说道：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

譬如云南思茅县，从1968年开始的”清队”历时两年，全县干部一半被划为各类“分子”：叛徒72人、特务24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16人、地主86人、富农3人、坏分子72人、右派31人、历史反革命82人、现行反革命145人。

“清队”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于“××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洪文宣说：“清队”实际是一场全国“政治、经济大扫除。”

台风最大十二级，可是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1968年9月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挂牌游街；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

 “红色台风”是第二次抄家运动。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17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1966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

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60人被关押，183户被封门抄家。1966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

甘肃庆阳县“深挖底财”、“金银大扫除”。5062人被“揪斗和实行群众专政”。

1968年9月，湖南邵东县用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所谓坏人9243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71万元。”

醴陵县在“刮红色台风”中，“大清查，大批斗，抄家7824户。”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4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没收地富房屋92幢。”

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70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23000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26种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队”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400多人被抄家，抄家过程中造成10人死亡。

出租司机边开车边听着洪文宣和沈志睿对“清理阶级队伍”的议论。老司机回头问俩位老教授：这场“清队”运动的指挥者，不知究竟是谁？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 洪文宣说。

这回轮到老司机沉默了。

洪文宣对老司机说：

为什么说掌权的军人是“清队”指挥者？因为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几乎在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湖南卜占亚的口号是“捣老巢、斩黑线、挖隐患。”江西程世清的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

1968年8月，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搞了个“省市文化系统学习班”，将省直和长春市的文艺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

大庆油田自1967年3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1968年初开始“清队”，“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1至4月份自杀15人，5至6月份自杀36人，打死7人。”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1968年4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7口人一起上吊死。事后，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8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不久就用种种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56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出电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灰盒了事。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809人，受审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120人……并有5人被迫自杀。”

当洪文宣说到这些事时，开出租的老司机彻底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