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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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西岭和林北雪邀请洪文宣、沈志睿教授和校友婉茹到Staunton’s用餐，这个Staunton’s的掌管是林北雪一个朋友的父亲。

这时，林北雪朋友的父亲来了。林北雪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成景汉老先生。他插过队，返城后，去英国留学。现在是Staunton’s的主厨之一。

林北雪又向成景汉老先生介绍了她邀请的客人。

洪文宣教授热情地对成景汉老先生说：“坐，坐，请坐。刚才林北雪同学说你也插过队，后来去英国留学。不知你是在哪里插队？”

成景汉老先生笑着说：“延安。你听说过梁家河吗？我插队的地方离梁家河有一小段距离，但离延安城很近。”

沈志睿教授问道：“你当时为何选择去延安插队？”

成景汉苦笑了：哪有选择哇。我是被迫下放到那里的。我父亲在延安时期当过翻译，后来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迫害。解放后得到了平反，但在1962年，受“刘志丹小说案”牵连，再次被关押。文革时，我们这些狗崽们全被赶到延安插队，理由是到圣地赎罪。文革结束后，父亲被释放，在延安朋友的帮助下，当了中学里的一名英语教师。我也返城，回到父母亲身边。我当时找不到工作，父亲就逼迫我学英语，当恢复高考后，我成了工农兵学员。最后，成功地去了英国留学。

沈志睿教授又问道：你是一个英国留学生，为何到香港做了一名厨师？

成景汉说：我毕业后回到了香港，那时父亲已定居香港了。不久，香港回归。面对疯狂的爱国潮，父亲说，香港一旦由中共统治，香港定会卷入政治漩涡，你万万不能重复我的痛苦经历。中国有句古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就是小鱼，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其实治理大国应该像烧菜一样难，应该像烧菜一样精心，两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你若有政治抱负，我不能劝你放弃，但建议你先学会“烹小鲜”，然后去考虑你的“治大国”抱负。

成景汉笑着说：我听从了父亲的告诫，成了一名厨师，没想到，就这样，我“烹小鲜”的爱好，让我一辈子都离不开油盐酱醋了。

众笑。但成景汉却笑不起来。他说：父亲走后，我才真正明白父亲劝我当厨师的真实原因。母亲曾告诉我，清朝人大概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误解最普遍，以至于影响到了现代人的理解。古人煎小鱼儿仅洗一下，不去屎肠，也不去鳞，担心把小鱼儿弄断了。所以父亲就此进一步引申：烹小鲜不可扰，治大国不可烦。烦则人劳，扰则鱼溃。后来，我阅读了父亲留下的一些有关老子的著作，结合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我对“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有了新的认知，老子所要表达的治国之道就很明确了，就是治理一个大国不宜翻来覆去，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同时，我也明白了父亲的本意，在一个乱折腾的国家里，不要盲目去跟风，得掌握火候。

成景汉所说，令两位教授十分惊讶。

沈志睿教授说：

成先生所言，句句在理。我和你一样，也是当年的下乡知青。上山下乡时我们曾付出过真诚，曾把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带到了农村。我们教过农村娃娃们学文化，我们用微薄的知识和顽强的自学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送医送药……然而，我们不是也曾把阶级斗争带到重家族讲亲情的农耕社会，用丧失道德的偷鸡摸狗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我们与之争食、却接纳了我们的农民身上吗？我们那点有限的贡献实在难抵上山下乡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危害，更不用说这种传播城市文明的方式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多么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下乡时确曾怀着革命理想，可是那时的所谓理想不过是被忽悠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今天我们还用那虚无缥缈的“理想”为自己辩护，那么面对社会不公时，我们依旧会从文革这个负资产中寻找思想资源，以专制的思维和造反的方式重蹈覆辙。

既然我们亲历了城市的和乡村的、上层的和底层的、反修防修的和拨乱反正的、闭关锁国的和改革开放的、破坏的和建设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乃至希望的和绝望的、宠儿的和弃儿的等等截然不同的体验；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思想解放、与世界接轨、更广阔的视野、对比和参照；有了较为独立的人格；那么今天回首上山下乡时，我们就真的“青春无悔”吗？

洪文宣教授则对成景汉老先生说：

二战后，许多西方人无法原谅自己，用整个后半生忏悔赎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均特格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面对这样高尚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干系”？既然我们自认为曾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并至今为之骄傲，既然我们自诩是有着神圣使命感责任感的一代，那么是不是也该“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

可是，对文革、对上山下乡运动、对历史我们这一代知青至今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共同负责”的东西，却喜欢以知青的名义抱团取暖，过分热衷于各种单纯怀旧、缺少反思、甚至打着红色旗号的知青活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曾是蚁群式的，没有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力意识，人人都不过是完全依附于群体的一分子，所以我们总是崇尚、依赖于知青群体而没有自我。我们一直不自觉地陷于知青群体无意识当中，这个劣根性是老知青的突出特点之一，至今仍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中。

成景汉老先生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天下知青是一家”。每当提到知青，有些老知青或许有超越性别、年龄、地域、职业的某种亲切感，但这些人很难突破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彼此认同。事实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由于出身、经历和政见大相径庭，天下知青根本就不是一家，这个社会有多复杂，它也同样有多复杂，这个社会有多少利益冲突，它的内部也有多少利益冲突。在我看来，愚昧的知青群体是习惯于乱折腾的跟风族。

洪文宣教授叹息道：

知青群体这代人曾深受泯灭个体意识的集体主义教育，他们的个体权利总是被整体利益取代。被孤立被抛弃的恐惧使他们有着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很多知青直到老年仍渴望在知青群体里找到依靠，仍企图通过高唱“理想主义”和坚持“青春无悔”得到慰藉。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在有关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是大非面前，老知青们难道不该进一步找回自我，重新认真审视自己的青春时代吗？ “青春无悔”的依据究竟何在？

这个晚餐，让用餐者重新回到了那个可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