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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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内地纷纷传说又要动员学生下乡，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孙玉兰向社会学教授洪文宣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共同早餐的李爱雯、钱小娟都将目光盯向了洪文宣教授。

婉茹笑着说：“洪教授，你就给我们讲讲吧。”

于是长期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教授洪文宣谈起了1962年发生的事。他说，在那年年底，全国共有两千万城市青年要被送到农村去。1963年，全国经济有所好转，在农村的青年燃起了回城的希望，不过政策又改变了。一些农民也已经被劝返回乡了，管理者希望通过节育政策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即使节育政策现推现行，立即生效，那么当年出生的人也要在16年后达到就业年龄的时候才能减少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在这个16年的等待期中，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等待就业。因此，这16年种需要送3500万青年到农村，每年送200万。与1955年的下乡又有所不同，此时国营农场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无法提供“编制”给青年，绝大多数青年都直接下放到村庄里去，不再占用国家“编制”。

洪文宣教授继续说道：

从1955年发起到1962年，“下乡”基本上都还是临时性的活动。之前的青年在城市拥有“单位”的“编制”，这个“单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上”，不仅是就学或者工作单位，同时也包揽了衣食住行，婚恋，生育，就医和养老送终的人生全程。

当时能够有幸被“单位”包揽的人，虽然没有什么人生道路的选择权，但总体上还算是有一定的幸福感，尤其是在粮食大量减产的三年困难期间，他们虽然口粮的配给标准下降，但总不至于没有饭吃。

海大丰农场，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中部地区，上海在此建有三个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最盛期拥有8万知青，每年供应上海粮油等物产，是上海的三个“飞地”之一。

下乡的青年如果被安排在国营农场，他们的“编制”和城市里没有什么区别，待遇与在城市类似。至今，在江苏盐城依然存在上海的国营农场，那里的人可能连上海话都不会说，却是上海户口，就是这种制度的活化石。

1962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营农场也无法容纳青年了，绝大多数青年就直接被下放到村庄。而且，由于最新政策的推行，“下乡”变成了一项制度化、长期化的运动。

沈志睿教授说：

其实，“下乡”本身并不是负面词汇，正如现今在网络上鼓吹“上山下乡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所说，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了解国情，学习农业生产，这件事情本身好像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是，一旦把下乡作为一项制度，再结合社会整体的人口管理制度，在这些制度的限制下，那些下乡的人就比较惨了。

自从国营农场无法容纳青年之后，大量青年直接被“发配”到村庄，其结果就是他们失去了城市户口，直接变成了农村户口人员。户籍制度并不是现代国家的发明，自古以来就以编户齐民的形式让人民和土地深度绑定，不允许人民自由迁徙。

现代户籍制度建立之后，再辅以现代国家超越古代一切时期的强大控制力，有能力按照户口的种类给人打上户籍烙印，并伴随其一身。一旦有了农村户口，就再也无法回到城市，即使回到城市也无法定居、就业、就学、就医。

1964年，国家最高权威媒体就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称：“每年有几百万城镇毕业的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劳动。”

很多人都说，国家的教育制度，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本来就具备一定强制性，那么强制到农村去学习也可以看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在那个时代，对人的强制并不仅仅在教育层面，而是全方位的，对整个人生的强制。人们出生、成长、上学、就业，完全没有一丁点自主权，一切都被强制安排了。

沈志睿是心理学教授，他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当人的心理被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也就出现了诧异。当人们不能为自己的成长、上学、就业作出选择，完全没有一丁点自主权，一切都被强制安排了。甚至，从一出生起就被划为社会的最低层，这样的人生，算什么呢？

洪文宣教授叹息道：

历史早已进入21世纪，竟然还有一大批人为上个世纪所发生的曲折历史招魂，实在是匪夷所思。

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应有之义是每个人都能脱离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当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得到充分发展，这也是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理想社会模型的。

发生下乡运动这样的历史悲剧，其主要推动力就是割裂城市和农村的城乡二元制度，以及精密掌控每一个人的户籍制度。

如今，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一定高度，而长期以来处于向外输血地位的农村，应该得到充分发展，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题中之义。不过，发展农村，并不是一味的让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去。对于绝大多数智力型劳动，一定是在城市中集聚才能产生最大的外部性，不应该强制将他们输送到农村。

要扶持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是着眼于让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可以自由地流通，农民工可以变成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也可以到农村投资。

对由于土地资源禀赋或者自身健康情况等原因造成的固有贫困，则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救济机制，让全社会共同救助他们。农村不是不需要人才，而是需要能够让农民“活起来”的人才，绝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城里的人当“人才”强制塞到农村去。

沈志睿和洪文宣两位教授对“下乡”的解读，让孙玉兰、李爱雯、钱小娟和婉茹四个年轻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