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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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闹革命”和 “复课闹革命”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革命”吗?历史证明这种违背教育目的和规律的文化革命,最终夭折了。这两出闹剧上演后,老毛又推出了第三集闹剧,那就是“上山下乡”。
在“停课闹革命”和 “复课闹革命”的连续折腾下,中国的大中小学的学生失去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的机会,这些学生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新文盲。
老毛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时的“知识分子”一律称作“臭老九”。那么为什么将强迫“上山下乡”的学子称为“知识青年”?明明这一代学子根本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全是新文盲,将他们称为“知识青年”,并不是说他们有多少知识,而是将所谓的“知识青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小老九”,对这些“小老九”,必须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让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让这一代新文盲变成了新农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曾经被赶到农村或农场的“知识青年”,最终还是闹着返城了,那些老知青中的极左分子们,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相反响亮地叫喊着“青春无悔”,这些当年的极左分子组织了“知青联谊会”、“知青网”,打着红色的旗帜,举着红色的标语牌,穿着红卫兵的服装,又登上了舞台演出新的闹剧,唱红歌,跳街舞,纪念和回忆文章,也在为“上山下乡”大唱赞歌。他们至今还有人很得意地将自己称为“有知识的青年一代”,其实这是一群傻逼!
你不这样认为吗?你认为这是在对他们侮辱吗?如果文革2.0版再现,你可以问问这些红粉,他们会让自己的孙子孙女辈打起背包再去上山下乡吗?
……
李爱雯、钱小娟、孙玉兰创办的“闹闹”校友群,越来越热闹了。因为这三个老校友开始在网上讨论起“上山下乡”那些事了。“上山下乡”是文革中教育革命的第三出闹剧。
“停课闹革命”和接下来的“复课闹革命”闹剧演出失败后,很快,毛泽东为这些在文革中被迫长期辍学的学生们安排了新的“归宿”,那就是上山下乡的广阔舞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女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就这样,在“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中被荒废了学业,什么知识也没学到的三届初中、三届高中六个年级的学生,具有讽刺意味地被毛泽东亲自戴上了“知识青年”的桂冠,然后被送上了上山下乡的列车,奔赴遥远的农村、牧场,去种地,去放羊,在举目无亲中经受另一场炼狱。
老三届虽然离校了,但毛泽东鄙视知识的阴魂仍然盘踞在所有的学校内。1969年,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只认可农村中学开设五门课程:《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城市的中学则是除了这五门课之外,再有一门课:《工业基础知识》。实际上,由于要经常去工厂、农村、部队,去学工、学农、学军,当年的学子连这几门课也没能认真学过,中国学生知识的贫乏可想而知。
1967年10月1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整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复课闹革命”为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过去,特别是当年不幸的受害人,今天还在吞食当年荒废学业的苦果。
文革中当过中学老师的韩二娘对她的学生李爱雯说过: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六六届初中生后来探望我,他对我说1966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情地强迫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这一闹便是整两年,他的学业也就荒废了两年。1968年学校复课,他便戏剧性的成了高三级的学生。这一年所学的教材自然是一种应急胡编带着“文革”余毒的另类,教学活动也没步入正轨。他混过了这一学年,算高中毕业,当时高等学校还不招生,学生们都乖乖地回家务农。等到几年以后高等学校招生,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说,几十年以来,自己一直认为,“文化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恨死了那场罪恶的“革命”。
韩二娘对她的学生钱小娟和孙玉兰也说过:
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在文革岁月中他初中三年的学业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荒废在了“崇高的革命斗争”中。该学的没学好,该懂的茫茫然,该巩固牢记的已不知忘到什么地方了。文革毁了我们这一代人。
还有一个同学,他是1969届的初中毕业生。关于这一届初中毕业生的命运,可以写成一本专门的社会学著作。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使得他们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和如期升人中学。直到1967年下半年,他们才终于被叫到中学去报到,但是当时中学里的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每天到破败不堪的教室里凑合一小时的“天天读”而已,其余的时间完全是“放羊”。到了1968年冬天,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全国,他们这一届学生是“连锅端”,全都端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去了。
李爱雯和钱小娟、孙玉兰谈起这些往事,万分感慨。
李爱雯说,我看过刘双发表在凤凰网上的文章《丑陋的老三届:上山下乡是青年之耻》,他以“过来人”的身分痛定思痛地回忆了那些经历:
“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搜狐网上也刊载过类似的文章。如陈意新的长篇论文《从下放到下岗1968-1998》,痛陈“知青”一代在当今改革年代的坎坷遭遇,对“知青”中的许多人40多岁就被迫下岗、不但不能从改革中受益、反而成为被“改革卸下的包袱”这一社会现状,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改革的开始而结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难却并没有随改革的深入而终止。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一代人未满二十岁就被过早地驱入社会,经历农村生活的艰辛。在邓小平激活的改革年代里,这一代的许多人在四十多岁时就被迫下岗,人在中年便过早地退出事业发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艰难。这一代人是老毛的革命的弃儿,又是老邓改革时卸下的包袱。”作者沉重地叙述这批当年被迫辍学的“知青”,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缺乏应变的基础,“下岗”后,为了生存只能苦苦挣扎的艰辛:“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抛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钱小娟说,我看过一篇文章,作者是谁,我忘记了,但记得文章的标题《明星当教授,各说各的理》。文章说:至今,当年停课闹革命的那一代受害人,不论是大批“失业下岗”的那部分,还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心中都存留着由于荒废学业而带来的伤痛,甚至在本来很高兴的场合,他们都会想起“文革”中荒废学业的内心伤痛。著名演员濮存昕、唐国强都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被聘为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全都回想起“文革”被耽误了学业的往事。据报道,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正式聘任濮存昕为客座教授,当濮存昕接过重庆大学授予的聘任证书后表示:“做教授是从来不敢想的事情,因为当年文革的原因,自己连中学都没上。”唐国强索性把“文革”中的自己称为“大白丁”,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赶上了文革,想上学却上不了。父亲是大学老师,可当时看着我和哥哥这两个‘大白丁’充满了无奈。”
孙玉兰则有另一种说法: 文革虽然结束了,政治仍然很左。血统论依然横行。不同的则是权贵子女在父辈的操控下,通过开后门,上大学,还有好工作。那个到梁家河插过队的人,出生于1953年6月,6岁入读小学。1965年入初中,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是1968年升入高中,但因为1966年暴发“文革”和随之而来的“停课闹革命”,他只能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的课程。真实的基础学历是初中肄业,再精确一点说就是他当年实际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时段不过是完整的小学六年级再加基本完整的初中一年级,满打满算是七年时间。他的中学母校是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在实行供给制的年代,这所学校的学生享受排级供给标准。也就是说,这些高干子弟们的吃喝穿,拉撒睡等生活和学习的全部开销,都是和军队干部一样,由国家包干,用现在的新名词叫“国库供养”。但在1962年,他的父亲习仲勋因牵涉“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而失去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职位,且被监押到北京卫戍区。因此他随母亲迁居中共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因当时他的父亲被打倒,他被归类为“黑帮子弟”。1969年1月,他被下放到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才待几个月后,便因受不了苦,偷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听从姨夫魏震五的建议又回到延川县安驿公社梁家河。1974年,他开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他的入团申请与入党申请屡次被驳回,在递交十余次后才被批准。此后,当选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1975年,上山下乡7年后,他经由工农兵学员推荐制,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他的父亲习仲勋亦已经复出,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于是他毕业之后,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他父亲的好友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耿飚的三个秘书之一。谁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就能直线当上国防部长的秘书?
孙玉兰对李爱雯和钱小娟谈起这些往事,万分感慨。
李爱雯说,我想起了当年流行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就是当年的中国教育现状。
群體心理探索小說(瀋陽 著)
回复删除今天像烏鴉暫時湊合起來,明天又像野獸一樣四散而去。社會上的流氓集團、烏合之眾的交往就是如此,今天臭味相投便雜湊在一起,明天利益相悖,便作鳥獸散。這是一本探索群體心理的另類小說。但愿這個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從噩夢中醒悟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