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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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着沈志睿和洪文宣两位老教授谈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那些事。他说：人生如月，盈亏有间。人生也犹如这车子，有时我会觉得不知道该驾驶去哪里，因为会遇到各种莫名的指示牌，还有各种人为的路障。那些不同方向吹来的风，也都不会是顺风。人这一生，难得的是认清自我。你们的谈话，让我知道了很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模糊的事。要学会在自洽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确实很难。

沈志睿说：

“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也是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数量之大，空前绝后。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为了对敌人形成威慑，一般都要将各类分子游街。云南瑞丽县搞的不是游街，而是让老百姓“观看”各类分子。观看前，先给分子们套上书写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脚踢。而后让他们跪下低头，供人“观看”。由于“分子”的人数太多，“县粮食局的商品麻袋几乎用光。”

更普遍的是游街示众：各“分子”一一挂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游行。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上下。譬如贵州印江县，“在清队中遭到捆绑吊打、批斗关押的无辜群众及干部职工达9150余人。”

河南新安县，6月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游街示众。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有一万多人。江苏昆山县总共46万人，“学习班”办了11000多个。各类“分子”天天挂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18000余人。”　　

江苏省，武进县“刮红色台风”期间揪斗了14600多人。如皋县，“全县共有23345人被揪斗。”高邮县军管会从7月开始搞“清队”，“至1969年底，全县有13326先后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6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极个别的县份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如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11000多人。武义县，9月“掀起‘清队’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

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者有12000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10000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10000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2600多个各类“分子”。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广西大新县，人口共20万　，“揪出”了3000多人。12万人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人口3.25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8人自杀。

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看，一个公社达数百人。如岳阳县乌江公社“集训审查”了600多人。

全国两千余县、数万人民公社，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队”中被批斗迫害。

洪文宣接过沈志睿的话茬对老司机说：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1949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延年在台湾被枪决。1968年春，李延年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500户的庄子，揪出了200多人。入夜，200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洪文宣又对老司机说：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漫画家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老司机说：

我印象中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的“漏网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队”中新挖出阶级敌人近万名。江西景德镇“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近千人。”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活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概至1969年2月，全旗“挖出”新的“阶级敌人”6666人。在批斗拷打之中，有的当即死亡，有的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还有的致残。”

洪文宣说，你说得没错。当时“清队”为了防止“漏网”，还特别设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

老司机说：我听说过，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指挥部。

洪文宣解释道：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实行专政。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如江西万年县总共21万人，一下子抓出8107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1968年5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伤打残50多人。”6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3人，打伤打残10多人。

洪文宣又解释道：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5月1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

老司机握着方向盘，心理却乱似麻。

沈志睿补充说：

那时，造反派也被“清理”了。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造反派已被缴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队”予以清算、镇压。

1967年2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4月《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大多数成为“清理”对象。譬如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

老工人也被“清理”

沈志睿继续说道：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结果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老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1968年9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队”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1400多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900多，200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32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4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14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15年徒刑。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1949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18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9名干部和8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全省大揪“国民党特务”。在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60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运动中逼死了21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15人自杀未亡，74人被打伤打残。

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干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1962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胡炜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连不识字的、以卖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500多人无端受株连，8人含冤自杀。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

洪文宣补充道：

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石家庄铁路局的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残128人。”

老司机看了看两位老教授，说道：现在到处都在说，文革2.0版启动了，不知中国的方向盘，会如何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