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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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二娘与柴健华在家中接待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韩二娘在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退休同事王吉，另一位是王吉的女儿陈晓燕，年轻的陈晓燕在一所中学里任教，教的是国文课。

三个女人谈论的都是大学和教育的课题。老中医柴健华则成了旁听者。

韩二娘向陈晓燕问起学校教学情况时，陈晓燕感叹地说，现在给学生们上课，最难的就是道德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特指儒家思想中以民为主要对象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感化。“教育”也称“教化”，“教化”在宋元时期通“叫花”，特指“乞丐”。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以及和教育手段的紧密结合，这是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统治术的显着特点。教化就是这种体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作为统治术，它与刑罚相对，强调对人民进行道德影响，是德治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晓燕说：中国的教化思想萌芽于周代，至战国末，形成了理论形式。而作为一种国策付诸实践，则发自董仲舒和汉武帝。以周公为核心的西周奴隶主统治集团，从夏商两代成败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了“敬德保民”的治国策略。“敬德保民”就是“为政以德”的雏形。周公谆谆告诫周王族要坚守“敬德保民”。认为唯有“敬德保民”，才能使臣民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延长国运。唯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命。宣扬天命，以神的意志来摄服被统治者，是奴隶社会的最重要的教化手段。也是鞭策统治者修德的一种精神力量。

周公突出了“敬德”的政治功能，有三层意思：

一是强调天子、国君要修“君德”、“政德”。就是为君者必须怀着慎重的心情、严肃的态度治理人民，做到勤政无逸，不贪图享受，不要把万民进上的赋税，浪费在过度的游玩和田猎上；更不要沉湎于酒色之中。从而在臣民中树立一个“大德”的形象，作为万民表率。

二是“保民”。“保民”首先必须惠民，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把恩惠施及于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其次是“明德慎罚”： 要求对人民不要滥施酷刑，不要“乱罚无罪，杀无辜”。诱导人民向善去恶。

三是，在惠民与慎刑的基础上，教导人民“作新民”，使他们符合周统治者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如老百姓要努力种好庄稼，孝养好父母；官吏们要行为合规矩。教训人民“作新民”的手段，除发布告诚、自上而下的启迪、训诫外，周公还注意到了老百姓的相互影响对培养良好民风的作用。古时候的人还相互训告，互相扶植，互相教诲，小民没有互相欺骗诈惑的。这里含有民风可以化人的意思。

陈晓燕摇了摇头说：中国在文革中就开展过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周公的“敬德保民”教化早就不复存在了，当今学者教授宣扬的是周公的梦文化，谁在研究他提出的“君德”、“政德”思想，那是要被举报和受惩罚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有着基本的人类的善恶价值观的人，大家对善恶，好坏的基本评定不会因为地域的不同而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比如，一个经常出轨还喜欢家暴的男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厌恶的吧，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或者你是欧洲人或者亚洲人就会对他的评定出现一致的大幅度的不同。除非，你对他的丑恶行径毫不知情，以为他就是表面上展现出的一副专一的谦谦君子的模样。在二战时，德国战败后，希特勒的惨绝人寰的行径才被披露出来。此前，德国人不知道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只知道希特勒带动了德国的发展。就有点像现在不少中国年轻人对毛泽东的看法一样，他是解放了沦陷中国的伟人。对一件事物的了解程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它的评定。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少年，对中国了解，只是它光鲜的一面，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实的中国，内陆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它光鲜的一面。相对大陆自由些的香港人，现在对大陆也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才叫“爱国。”

    陈晓燕继续说道：管仲发展了周公“作新民”和“胥教诲”的思想，提出了“教训成俗”的主张。这是说，统治者要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必须对他们进行教和训，通过持久的教训，就可以形成良好的风俗，风俗既成，人们就可以自行迁善，就可以少动用刑罚。管仲的主张有用吗？中国现保留的风俗是什么？每逢春节，相互的祝福词便是“升官发财”、“财源滚滚。”红白喜事要送礼，看病就医要送礼，“礼尚往来”的旧习，已成了官员腐败的恶习手段。陋习风俗能起到积极化民的作用吗？

王吉对韩二娘说：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确实存在差异。我们年轻时批孔子，年老时又去为孔子唱赞歌。孔子强调“德治”优于“法治”。如果推行法治，则民众仅停留在暂时免祸的水准上，没有羞耻心这样一种道德情感。孔子四处游说，进一步阐发了国君的道德表率在治国理民中的决定性作用。孔子认为统治者对老百姓的表率作用，就像风吹草木一样，具有所向披靡的影响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还正面提出了“教民”主张。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史上，第一个从人性方面论证了民具有可教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韩二娘插话说：孟子也进一步论证了治国的立足点在“得民心”。并提出以“善教”来“得民心”。所谓善教，也就是“以善养人”。就是要求王者创造一种善的氛围，使人民受到熏陶。除了王者推恩于民，为民树立道德榜样外，孟子还提出了通过学校进行“明人伦”教育的主张，这是孟子将教化思想从理论推向实践的一大发展。这样，教化就成为国家、学校、家庭的实践性活动了。

王吉又说道： “教化”一词最早似出现于《战国策·卫策》。中心思想在说明教化在治民中的特殊作用。荀子也是较早使用“教化”一词的人。他认为教化乃是一种术，是对老百姓施以道德影响的措施和手段。不过，它是服心之术。这种“术”，是由统治集团掌握使用的，不仅国君应该掌握，各级官吏也要善于使用。“劝教化”、“广教化”应作为地方官的一种职责。把教化列为地方官吏的职责，这是荀子的首创，并且，将它作为“圣臣”的重要条件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 是儒家学派的著作，以“为政以德”的思想作指导，结合周代和战国时期的行政设置设计出地方行政建制的基本框架和教化网络，各级行政官吏在中央大司徒统辖下，分级负责教化人民的任务。各级官吏一方面，对人民进行教化，推举其中贤者能者，上贡于王廷；另方面，又动用“八刑”纠万民，充分体现了德刑并重，政教合一的方针。

历代中国学者都注重对“教化”一闻中“化”字的训释。“化”虽然含义较广，但“化”本身含有“教人”的意思，突出点则是“易俗于下”之意。由于有“易俗”之功， 故“潜移默化”便成为“教化”一词的应有含义。革命化、现代化、科学化、数字化……等宣传，其实都是以“潜移默化”施加一种无形的影响。董仲舒以神学观改造了原始儒学，他糅合阴阳五行家的观点，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以阴阳比喻刑和德。因此帝王对人民的统治应以德教为主， 刑罚为辅。他以历史为鉴，指出：国家的长治久安，功在礼乐教化。董仲舒从理论上将教化与政治紧密结合。董仲舒的主张，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一言以蔽之，教化就是运用各种政治的、道德的、礼仪的、教育的等手段，来影响人们道德心理的形式，从而建立起稳阗的封建统治秩序，故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支柱。用今天的话来说，教化就是洗脑。遗憾的是中国的洗脑术，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成了国粹文化，孔子学院成了传播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教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