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召开的“八七会议”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年已经发展到6万多名党员的共产党，此时只剩下1万多人，在关系党的革命事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位于武汉市汉口鄱阳街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等21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主持的，更换中共最高领导是由那个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决定的。
1927年8月7日，通知到会的人员仍未到齐，中央委员尚不过半数。因此，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中央委员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另外两个俄国同志。
参加“八七”会议的主要人物
为什么“八七会议”代表入场用了三天？“八七会议”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虽然与会的人数不多，只有二十多人，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才将他们一一带入会场，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了会场，直到会议结束，所有代表安全散去后才离开。鉴于当时形势考虑，“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
那么主持“八七会议”的那个罗明纳兹又是怎样一个人？恰恰这个罗明纳兹在中共媒体宣传或介绍“八七会议”时，总会被轻轻地抹去了。
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
罗明纳兹的全名是：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他是格鲁吉亚人，苏联革命家、政治人物。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6年以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
1927年7月罗明纳兹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接替罗易，出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化名伯纳，在汉口筹备并参加中共八七会议，并参与策划广州起义。
罗明纳兹，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共青团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明纳兹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罗明纳兹坚决拥护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此便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中开始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会，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并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第六次执委扩大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上，罗明纳兹还作了发言，表示对东方革命的支持。以后，罗明纳兹又参加了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1927年2月，罗明纳兹作为联共（布）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代表大会。
1927年7月，中国国内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
《决议》在分析中国形势的变化后，说“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而且还必须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之际，发表原则性的政治声明，是由于“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才采取此步骤”的；同时还提出“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要“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工会，教育工人群众准备采取最后行动，并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
共产国际还在这个《决议》中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即内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员能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可能通过与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帮助党的现领导克服机会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七一五政变发生后，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制订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实现中国革命策略的转变，共产国际决定派罗明纳兹前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的工作。
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抵达汉口，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助手，25岁的德国人诺伊曼。
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改派罗明纳兹为代表来中国，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其主要之点就在于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显然，结束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操纵并决定的。
在罗明纳兹到达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就向中共中央发来了电令，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订新政策。
所以，罗明纳兹一到中国，便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进行准备，当天晚上便会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瞿秋白。他向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他作为受共产国际派遣的全权代表，主要任务是纠正原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
在与瞿秋白的谈话中，罗明纳兹认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惩治叛军领袖的指示（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认为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根源在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缺乏工人阶级的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理解。他表示，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
7月26日，罗明纳兹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南昌暴动的问题。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否则便不可动，可以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还有两位成员是李立三和恽代英。
由此可见，著名的南昌起义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进行的。
会上还确定在7月28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新的策略和任务。但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中央紧急会议未能如期举行。8月3日，罗明纳兹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
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罗明纳兹的督促下，也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罗明纳兹和他的助手诺伊曼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他首先指出了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他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国内群众的英勇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错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未将国际的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决定自己的策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让步，甚至失去党的独立性；党压制了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到了摧残；党要工人让步，结果工人运动大大失败。因此，他认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错误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方针。罗明纳兹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今后的革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中国的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罗明纳兹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认为它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它现在已经反动了。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因而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决地不仅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该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
实际上，罗明纳兹的这番意见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这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的对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的实践证明：由于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又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他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基本方针。他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他强调了土地国有的主张，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
此外，在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罗明纳兹虽然在报告中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出卖革命”的行径，但仍然根据共产国际的主张，提出“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上始终是正确的，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
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开脱责任的态度，引起当时参加会议的罗亦农、蔡和森等的不满。罗亦农曾当场批评了一些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并且指出了共产国际派出代表不当的问题。但是罗明纳兹虽然口头上承认“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会有错误的”，但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罗明纳兹还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八七会议最后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
接着，会上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提名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为常委候选人，经选举后组成了中央常委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时朱德使用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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