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新华日报》黑暗和光明的一页
《新华日报》武汉旧址
第一节
王明控制下的《新华日报》及其主张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创办的大型机关报。长期以来，党史学者都一直说：《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新华日报》在宣传报导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但是，学界对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进行大量研究时，却对来渝之前的武汉《新华日报》研究作了回避，尤其是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负责《新华日报》的情况更是只字不提或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是《新华日报》最黑暗的一段历史……
1937 年8 月22 日至25 日中共洛川会议确立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即中共必须在军事和政治路线上坚持“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军事斗争结合中共武装的优势和特点，将原来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洛川会议在全党全军统一了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的认识。
但是，1937 年11 月，王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返回延安，并在12 月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政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主张，这与洛川会议已定的方针出入甚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反对党对抗战独立领导权及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党的军队应受“蒋统一指挥”；反对游击战和建立抗日人民政府。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
12 月18 日，王明与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随后与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现在的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王明任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外事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任秘书长。
长江局主要负责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当时长江局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工作范围，对中共影响举足轻重，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号。
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新华日报》党报委员会成立，王明任主席；1938 年1 月《新华日报》成立董事会，王明又担任董事长，成为《新华日报》实际领导者。《新华日报》创办之初即为长江局机关报。由王明直接控制。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对立，如何影响到《新华日报》的报道宣传工作？产生怎样的危害？中共中央如何纠正王明的错误，使《新华日报》重回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的正轨？武汉《新华日报》为重庆《新华日报》积累了哪些经验和传统？研究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新闻宣传与中央的分歧及纠正的过程，可以探讨我党办报工作的历史复杂性，揭示中国共产党办报经验形成的曲折过程。
武汉时期《新华日报》与中共中央形成分歧是事实。作为《新华日报》的最高领导者，王明热衷《新华日报》的新闻报道和编辑事务，经常就报道的内容和方针提出具体要求。
潘梓年回忆，在王明领导下的报社同仁“经常在电话中受到琐细的指责，弄得工作同志们不知如何是好，整天苦恼不堪”。
姚黎民则回忆，编辑部主任章汉夫因与王明意见不合而“经常遭到王明的训斥，不久又被王明以派往战地采访为名，剥夺了他编辑部主任的重任”。
石西民也回忆：“王明的领导作风完全是家长式的，架子大，盛气凌人，常常抓住一点差错，一骂就是半天。”
王明还借助《新华日报》竭力扩大自身影响，他的长文“刊登时要用大标题，还要登他的照片”。报纸出版前的小样，王明要亲自审阅，如果“他的照片不够大，便亲自到排字房让工人给他换一张大的”。
王明对《新华日报》日常新闻报道的影响与干预，使该报成为其政治主张的宣传阵地，走向了一条与中共中央抗日宣传相悖的传播道路。
1. 政治报道中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国共政治合作初期坚持围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围绕统一战线”的中心进行宣传。1938 年1 月《新华日报》发表名为《团结救国》的社论指出：首先大家要相见以诚，其次是大家要一切为公，再次要求大家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再其次要大家共同工作共同负责共同发展。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应当是大家公守的信条；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大家工作的方针。
全篇社论的核心精神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下放弃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独立地位，将抗战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同月，《新华日报》又发表《关于建立新的军队》的社论，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更加具体化为“八个统一”，即：“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八个统一”的抗日倾向虽然积极，但是却忽视了中共及其军队在敌后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忽视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而应有的独立性，其核心是让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
2. 军事报道中突出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1938 年5 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确定华中地区武装的中心任务是在长江流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新华日报》对此主张的贯彻并不热心，不仅不予报道，甚至刊登反对游击战的言论，将宣传报道的重点放在正规军城市作战报道中。
1938 年1 月26 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游击战争》的社论指出：“游击战也不是运动战……，游击战只能成为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战术……但游击队及游击战争本身，却不能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新华日报》质疑中央的游击战策略，提出：“所谓的游击战争，并不是真正的游击战争，或者也不是今天抗战所需要的。有人将运动战误作游击战，以为提倡游击战争，便可阻止敌人前进，这是应当改正的。欲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正规战方能消灭敌人，赶走日寇”。
而毛泽东在1937 年就曾多次提出中共军队“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新华日报》在新闻报道上反映的是王明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方针观点。
3. 违反党的宣传纪律，与中共中央分歧公开化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分歧，通过《新华日报》报道后扩展到全国范围，这种违反宣传纪律的行为，无异于公开了党内矛盾。
1938 年2 月20 日，王明未经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同意，在《新华日报》第三版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这种擅自行事的做法遭到中央的质疑，事后王明解释：“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没有）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
1938 年3 月29 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王明擅自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并报送中共中央一份。
中共中央收到这个“提议”后认为，反对妥协投降克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改善民生的问题等诸多抗战问题在“提议”中没有涉及，在进行修改完善后，电告王明送交国民党，但王明故意拖延不办。
4 月1 日国民党代表大会闭幕，王明复电中共中央说：“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产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4 月29 日《新华日报》第三版以全文刊登了王明起草的“提议”，而中共中央起草的补救式的电文却未予刊登。
由此，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显然在抗战大环境中，这种对抗不利于党的内部团结，更是对中共中央权威的漠视。
1938 年5 月徐州失守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一文，对中国抗战以来的军事形势做出了科学分析，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对于认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扩大这一著作在国统区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新华日报》全文发表《论持久战》，但王明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登载。
随后，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提出可分期连载刊登，但《新华日报》却迟迟未予答复。
后来，在社长潘梓年的争取下，《论持久战》才得以在《新华日报》出版的“新群丛书”中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
1938 年7 月5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致贺电。7 月7 日，未经毛泽东的同意，王明擅自修改贺电内容，发表在《新华日报》第二版。其间，林伯渠提出发表文章“应与中央商量”，王明回应道，“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
8 月6 日，毛泽东致电王明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和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对于一系列违反党的宣传纪律的行为，王明曾解释道：“这个作风是我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
长江局和中央之间的矛盾，让夹在其中的《新华日报》处境尴尬，一方面王明对报社工作的干扰令潘梓年等人不满，另一方面借助《新华日报》，长江局客观上已在宣传工作上脱离了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形成半独立的状态。
4. 对“保卫大武汉”过度宣传
中共中央对武汉会战的基本精神是打持久战，反对“速胜论”。对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中共中央特意致电王明予以指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 年7 月，《新华日报》却发表社论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现实，违背了中共中央对武汉会战的战略判断。
武汉会战中，《新华日报》着重强调保卫武汉的军事意义，其宣传的篇幅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1938 年1 月13 日《新华日报》刊登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到6 月份半年时间内，武汉会战成为报纸报道的重点，而对《论持久战》却束之高阁。
报道保卫武汉没有错，但是把一城一池的得失看得如此之重，体现的是“城市中心论”的看法。
针对《新华日报》的报道，10 月7 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布指示强调：“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观念，现在如强调武汉之保卫，则失守后我们宣传鼓动与巩固抗战情绪则会感受很大困难”，“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城一池得失不会决定战争胜负……，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其危急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实际上是对《新华日报》的不点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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