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被中央特科渗透的国民党陆地测量学校
1938年，中央特工姚子健在中共香港情报站
在民国历史上有一所联勤测量学校，这所学校建立于
1903年(民国前8年)，校址于北平(河北省境内)，清政府
在建校时初称“总理练兵处测绘学堂”。
1909年清政府总理练兵处测绘学堂更名为京师陆军
测绘学堂。
1911年，民国成立后，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更名为
“中央陆地测量学校”。
1927年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停办。
1931年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复办于南京。
陆地测量学校，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也许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专门测量陆地和研究地理的学校，并不会将其与军事作联系，在近代史上也没有多大记载，其作用并不大。
然而，正是国民党对陆地测量学校的疏忽和管理混乱，让共产党找到了一个打败国民党的重要突破口。
研究国民党创办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历史，还得
从中共组织的中央特科说起。
中央特科，是90多年前，中共历史上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安全和红军长征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31年，共产党的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当时担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把情报及时报告给周恩来，使党中央免遭灭顶之灾；延安时期，在蒋介石爱将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保障了西北一隅的红旗始终屹立不倒。然而，工作性质决定了绝大部分战斗在隐蔽战线人员的故事从未为人所知。而姚子健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战士。
姚子健是中央特科老战士、原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
纪委书记。姚子健于2018年1月12日8时10分在北京友
谊医院去世，享年103岁。
中共特科姚子健曾卧底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向
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次传递国民党的军事地图。
当年，姚子健的父母在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开了一家
茶馆。姚子健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
学部。学校不要学费、不要饭钱，还给每位学生发一套衣
服。
那时，同学们大多家境贫困，但渴望学习新知识，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
:“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
姚子健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思考着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吗?不是。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
姚子健心里燃起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怎么加入?他不知道，只好先工作着，但随时为入党做准备。
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
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当时，学校分了
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
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我就
选印刷专业吧!”
当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乡好友舒曰信加入了共产
党，并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
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诚，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便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为了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当时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当时，国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从成摞地图中抽出一两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
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
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姚子健提供的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
到中央苏区。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
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该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地下党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
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
这些地图到底有多重要?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采访时讲了个例子 :“1936年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 :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 :‘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一次，姚子健在单位突然碰到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吴锡峻。而吴锡峻的身份，是时任汤恩伯部队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二人从未在国民党机关内部见过面。为防止见面后引人怀疑，情急之下，姚子健扭身就走。
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绍 :“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
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
由南京迁往长沙，同年11月将寻常科改为专科，招收第一期三角、航测、地形、制图4个班，学生共85人。
“七七事变”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则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
这时，姚子健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姚一群对采访记者说到这里时，一旁的姚子健打趣道 :“‘熊’不‘熊’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
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
姚子健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
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生涯，怀揣这两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它们分别交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
1938年秋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又由长沙迁到桂林。
1939年春，广州测量学校奉令并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并将学校迁到贵州镇宁。
1939年10月，姚子健则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鲁自诚说 :“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姚子健。
“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谁也说不清，
只有鲁自诚留下了这段评价。那个年代，选择干这个，就
得随时准备牺牲，牺牲了也没人知道。”姚一群说。
姚子健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姚子健说。如果不是沈安娜的一次讲座，姚子健的故事可能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1935年1月，沈安娜在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的指示下，成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每分钟200字的速记和一手好字，她很快站稳脚跟。1938年5月，沈安娜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潜伏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员，深得国民党上司器重。后来她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坚持把开会内容转交给中共。1983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时说 :“你(沈安娜)这个小速记员，不是什么官，但作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同志。”
2001年，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讲隐蔽战线斗争史，讲了姐夫舒曰信、姐姐沈伊娜的特科岁月。当时在该单位工作的姚一群听后想 :父亲提过舒曰信夫妇的名字，难道父亲和沈安娜是同志?他回家一问，果然如此。姚子健听了也备感惊讶:“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到就好了。”
姚一群陪父亲姚子健去了沈安娜家。两位同岁老战友和华明之各自诉说着隐蔽战线经历。
姚子健这才发现，自己早就见过华明之——他就是亭子间里的“李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舒曰信曾告诉姚子健 :“‘李先生’真名是华明之。那时你们不能发生联系，我就没给你们互相介绍。”
姚子健没想到，第二次与华明之相见，已过了60多年。
华明之、沈安娜之女华克放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听了这段往事后深受触动 :“当时他们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和要求，没有讲明身份。那个亭子间，我妈妈也去过。就是在那里，舒曰信转达了王学文的指示，让她打入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
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沈安娜对姚子健说 :“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沈安娜马上向国家某部委报告。姚子健这才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才知道舒曰信的上级是王学文，但也从没见过他。直到1979年，舒曰信问姚子健 :“想不想见见老领导王学文?”姚子健一听，满口答应，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上司。
1978年8月，姚子健（左）与中央特科老领导王学文（中）、战友舒曰信（右）合影。
2017年4月的一天，华克放听朋友说，有个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报名参加了。联系上主办方后，华克放了解到，这次活动是几名隐蔽战线战士的“二代”甚至“三代”自发举办的。他们热热闹闹地讨论着活动的具体事宜 :还有谁没请到、老一辈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要怎么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华克放于是向大家推荐了一个人 :“有位老战士姚子健还活着，已经102岁了。他在中央特科后期，为组织提供了不少国民党绝密地图。我们这么重要的活动，应该请他来。”大家一致同意。
华克放赶忙找到姚子健，征求他的意见 :“姚伯伯，中央特科有个纪念活动，您去不去?”
姚子健答应得很爽快 :“去!我去看一看，听一听。”
5月23日这次聚会，几乎聚齐了中央特科战士们在北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周恩来、罗青长、李克农、钱壮飞......姚子健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没上台讲话。姚一群代父发言，讲了父亲的特科往事。
向无名英雄学什么?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全国政协委员罗援少将深情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情工人员有六大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他们默默无闻，但又于无形处建奇功，一人甚至能抵敌兵百万。”
纪念会上，刘光典之子刘玉平讲述了父亲牺牲的故事。1949年10月，刘光典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然而一年后，他所在的地下党组织被彻底破坏。刘光典为躲避通缉，不得不匿居山间，掘地为穴，但最终不幸被捕。1959年2月4日，他被国民党军事法庭执行死刑，从容就义。
华克放听得聚精会神。为了这次活动，她治了腰和腿的老毛病，开会时不受病痛影响。“我听了那么多人讲述老一辈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震撼。”
2010年，沈安娜去世。2014年，罗青长去世。2017年2月，110岁的红色女特工黄慕兰去世。5月的纪念活动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位特科战士，尚在人间。
2009年，姚子健(左)在中央特科战友沈安娜(右)家中。
姚一群从未说过父亲的事。“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我们就知道父亲是干地下工作的，也没问他具体干了什么。现在再问，他好多事都记不清了。父亲现在每晚都看《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还挺关心台湾问题。”
姚子健书柜里收藏着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一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
《环球人物》记者和他聊到这两枚纪念章时，他说 :“那时候，日本那么小一个国家，怎么就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家呢?还有英国，鸦片战争时夺走了香港。现在香港回归了，别的国家又和我们有矛盾了。我们和平共处不行吗?非要占我们的便宜?”说完他闭眼休息了一会儿，补充道 :“我这个想法啊，太幼稚啦。”
2017年7月30日，姚子健观看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他想到了战争年代的激荡岁月 :“要我说，这是一次新的长征。长征还没有完。一代代往下走，富国强兵没有止境。道路是曲折的，但光明的前途是大势所趋。”
中央特科战士姚子健、舒曰信、沈伊娜、华明之、沈安娜等人投身革命时，不过20岁出头，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他们是隐蔽战线的战士，他们在那个革命年代，用青春、用热血甚至用生命潇潇洒洒地谱写无言高歌；他们注定了一辈子默默无闻，只能把那些周旋于敌人之间的豪情与暗战埋于心底。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功臣。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中央测量学校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
1940年夏开办专科学员班，招考简易科毕业生入校深造，尔后举办第二期，共毕业学员103人。
1941年秋将简易科改为临时训练班，并成立西北第一分校于陕西武功。
1943年春将学校迁到贵阳南厂兵营。
1944年12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学校奉命迁到重庆北碚澄江镇。
1945年3月1日学校更名为军令部中央陆地测量学校。
中央测量学校分为研究班、正班、训练班3级，每级又分大地测望、地形测量、航空测量、制图、仪器制造5个科，并设测量军士队，招考学员，加以训练，以供学生实习派用，同年8月各军事学校所设分校一律裁撤，武功分校亦奉令取消，未毕业学生调本校补习。
“中央测量学校”在北伐、抗战期间，多所迁移，辗
转迁台后更名“联勤测量学校”（授学士学位）。
1969年(民国58年)3月奉令与“陆军理工学院”及“海
军工程学院”合并为“中正理工学院”，设立测量工程学
系。
2000年中正理工学院并入(台)国防大学，改建为国防
大学(中正理工学院)。
2006年国防大学(中正理工学院)更名为国防大学(理
工学院)。
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无论如何更名，却掩盖不了学校发
展过程史中曾被中共渗透的那段历史。(台)国防大学也不
会将这段历史真相告诉在校学生。
姚子健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采访
（2017年8月记者 侯欣颖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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