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掌控70 军云干班的地下党员群
1933年12月，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左起）在福建建宁
1938年3月，由周恩来和李克农精心策划，并通过马子谷、潘汉年、周里、郭沫若等中间联系，派遣在抗战初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武汉办事处主任的70军特邀上校参议陈希周出任云干班班主任。
李觉自兼70军云干班（干部训练班）名誉班主任，而委任陈希周为主任，并在长沙、武汉两地设招生办事处。招生工作不是公开进行的，除个别是由70军有关人士保送其子弟或亲友外，其余都是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通过各地党组织介绍的。徐特立时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决定抽调曾参加过广州暴动，在北伐军中搞过地下工作，又在国民党监狱关押过，久经革命锻炼的岳阳人郭观梅同志到70军去负责党的工作。
对郭观梅说：“省委决定你到70军干训班去受训，该军非蒋嫡系，军长李觉与蒋介石有矛盾。由你去担任支部书记，发展进步势力，吸收党员，争取李觉积极抗日，已经先去该军工作的有陈希周等人，他们和李觉的关系不错，会在上面掩护你，但不要与他们发生党的联系。你只能和省委直接接头。今后具体问题，可向杨第甫同志请示汇报。等干训班开学，还有十一个同志来你处报到。他们都归你领导。”
杨第甫湖南湘潭人，出生于1911年4月17日。1933年冬入大夏大学学习（肄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第甫经湖南地下党组织推荐，于同年10月到达西安，随即进入陕西吴安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率回乡工作团于1938年1月到长沙。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组织安排任长沙市第七难民收容所所长，7月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秘书。
杨第甫
（备注：1940年8月，杨第甫到中共鄂西特委工作，任咸来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0月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11月，奉命由延安去东北，1946年9月到达吉林省，任安图县县长。1947年10月任敦化县县长。1949年5月下旬,参加南下工作团,到达武汉后组建湘潭县委班子,任中共湘潭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中共株洲市委书记，1951年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兼”三反”办公室主任。1952年后任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湖南省文教办公室主任。1954年,因所谓反”地方主义”歪风而受到错误批判,调任省工业厅副厅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列入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西洞庭湖劳动的处分。1961年平反后,任省农垦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75年任省轻工局顾问。1978年任省科委副主任。1980年12月,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任党组书记。1986年7月离职休养。2002年月10月18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2岁。其子杨小凯本名杨曦光，比其父亲杨第甫更为有名。杨小凯因为“文革”期间著有“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于1969年被判刑十年，1978年出狱。“中国有何处去”一文不仅使杨小凯获罪，也使其父亲杨第甫及家人在文革中受到严厉迫害，其母亲其此自杀身亡。）
郭观梅接受湖南省委的安排到70军干训班担任支部书记时，同时收到了一份将向他报到的十一个同志的名单。郭观梅化名为郭超，怀持省委介绍信去见杨东莼。
杨东莼，名岂匏，号人杞，1900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18年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级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个发起人之一。20年代初期参加工人运动，任职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事铁路工人斗争。1921年，进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1922年，因经济拮据而返回故里醴陵。1923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执教于长郡中学和协均中学。曾任长郡中学教务主任兼《国民日报》编辑，参加革命斗争。
1925年-1926年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社社长，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7年，杨东莼到汉口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任宣传处主任；会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任政治部秘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从事翻译工作，出版了不少译著，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1930年回国后执教于高等院校，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广西师范学校校长，香港达德学院代理院长，香港《大公报》顾问。1931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次年出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一二·九”运动后，杨东莼到上海参加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到广西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担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主持当地的救国会工作。
杨东莼
（备注：杨东莼于1938年到桂林担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吸收大批进步学者讲课，培训抗日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赴香港参加“全国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1942年到四川，先后在内迁的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鸣圣学院、厦门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到香港任达德学院代理院长，不久，便转入香港《大公报》担任顾问。1949年在香港团结新闻工作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政策作斗争。1950至1953年任广西大学校长。历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四、五届人大常委委员，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第四届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主要作品：译著有《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选》，著作有《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何物自由主义》等，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新闻作品。他治学严谨，坚持真理，敢于直言，具有中国史学家传统的史德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1979年9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当年，郭观梅化名为郭超持省委介绍信见到杨东莼后，杨东莼为了掩人耳目，另写了封介绍信要郭观梅前去武汉旧日租界找朱江户报到。
朱江户出身于花塘世家大族，该村素称“前有官厅三进士，后有福宝三英才。”官厅为朱益藩家大宅院，一门三进士。其宅院之后是朱福宝家，福宝也叫朱念祖，是孙中山同盟会成员、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长、民初外交家、江西教育厅厅长、朱江户之父，朱江户之弟是朱洁夫，为江西在京著名政要。
朱江户于1927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日本留学，并参加了革命组织，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外围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同时加入德国共产党语言小组。从此，他便以双重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反帝抗战救亡活动，与各方进步人士成立了“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担任宣传、组织工作，乔冠华负责报刊。
1936年5月，朱江户与陶行知、王礼锡一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同年9月和次年9月在巴黎参加“全欧华侨抗日救亡大会”。其活动受到希特勒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国民党“蓝衣社”勾结盖世太保在一次集会演讲时将其抓捕投入监狱，同时被捕的还有著名进步人士黄琪翔。抗联组织留德学生、华侨到中国大使馆抗议，扣押大使馆职员，逼迫驻德大使程天放要希特勒警察放人。
1938年2月，朱江户又与温朋久（温家宝的叔父）、乔冠华等在布鲁塞尔声援“九国公约”。此后，一行数人自费归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活动。
归国后，经郭沫若和潘汉年介绍，朱江户与马式林、许得瑗、荒芜等打入国民党部队70军李觉处从事抗战工作，与“特工之王”李克农将军单线联系。
(备注：朱江户在云干班任上校教官，但由于身份暴露，蒋介石与何应钦一日三电密令李觉要加害朱江户等人。云干班地下党员陈希周在福建被暗杀，先后有九人被害，李觉紧急中安排朱江户去桂林避难。当时，朱江户之弟朱洁夫也在桂林郭沫若管辖的第三厅工作。
1941年，朱江户受吴觉农所邀，辗转到衢州万川东南茶叶研究所工作。吴觉农号称当代“茶圣”，他与朱江户在德国就认识，所以俩人一见如故，其负责制茶工作。次年，特务跟踪到了衢州，准备密捕朱江户。幸亏朱江户及时觉察，在吴觉农掩护下秘密出逃，回到家乡，受聘莲花中学专职校长，以教学为职业掩护自己。与此同时，朱江户还举办了简师班，为发展和壮大县内小学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青年教师。为了配合抗日活动，朱江户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师生开展文体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日将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经常带着演出队上街演出和演讲，让广大市民深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凝聚了人心，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4年，日寇第二次入侵莲花，朱江户组织抗战活动，并担任了指挥所主任。这时，其身份和行动又引起了当局的怀疑，朱江户被迫再次离开家乡，浪迹天涯。1946年的初夏，他辗转在福建、台湾一带，继续以经销茶叶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全国解放后，1950年2月，朱江户秘密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编纂处副处长。同年9月，周恩来总理电令邓子恢提名朱江户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
1952年，朱江户调北京大学任教。同年10月，北京林学院成立，朱江户又调该校任教授，加入民盟，历任民盟小组副组长、组长、主任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任林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文革”期间，他曾经受到冲击，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任教期间，主编林业经济学教材，在国内首开中国林业经济课程，是我国林业经济学科的创始人、拓荒者。
1986年，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朱江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江户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来，在北京林业大学经济专业的建设发展中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积极奉献。1987年8月，朱江户以79岁高龄退休。1994年8月1日，朱江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中共党史中的传奇人物杜修经
湖南省委又派杜修经等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去70军 “云干班”工作。
杜修经1907年10月20日出生于湖南慈利县，三次入党，两次脱党，1928年代表湖南省委四上井冈山。因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酿成严重错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文中，四次点名批评杜修经。毛泽东批评杜修经：“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个杜修经可是中共党史中的知名人物。
由于各种原因，杜修经先后三次入党，两次失掉组织关系，却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一心向党。
杜修经第一次入党是在1925年。第一次脱党是在1929底年，那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派在上海的杜修经到贺龙部去传达中央精神。结果因为交通被破坏了，没有找到贺龙，再加上慈利县老家杜修经的母亲和奶奶都被特务给抓了起来，杜修经找人解救。等他返回上海的时候，因为顾顺章叛变了革命，临时中央迁到了苏区，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杜修经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与陈企霞、叶紫等人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然后经左准的介绍，到香港的一家报社工作，参加党的地下活动。
第二次入党是在西安事变以后。抗战爆发，杜修经被地下党派到江西大堣收编项英和陈毅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当时项英和陈毅到延安汇报去了，游击队是杨尚奎和陈丕显负责，手下也就100多人。杜修经去了大堣以后，和杨尚奎等人商量，派杜修经以江南新四军的名义，到湘南去收编湘南游击队杨志雄部，将杨部400余人，接到大堣。但项英从延安回来后并不接纳杜修经，但他给杜修经写了一封信到湖南，让他带给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由徐老给分配工作。这也算是让他正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可算作第二次入党。
在湖南，杜修经和翦伯瓒等人一起，成立了文抗会，文抗会有四个部，杜修经在救济部任总干事。
杜修经在湖南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了。于是就被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潜入国民党第70军，适逢军长李觉委托共产党员陈希周在七十军举办干部培训班，也就是云干班，杜修经就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和文振亚等人一起，投入到云干班，直至解放战争爆发。
1946－1947年，国共开始打内战，杜修经就随李觉军长一起离开了70军，也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其实这件事不能赖杜修经，因为当时的湖南省委有一个文件，就是规定70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不能直接和湖南省委发生关系，失散了也不准找党组织接头。所以，杜修经就第二次脱党了。第三次入党却是在解放后。
杜修经在70军从1938年待到1946或1947年，待的时间很长，应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杜修经对他在70军的历史，从不多说，也没有保存照片什么的。
杜修经享年101岁
（备注：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杜修经脱党后几经周折回到家乡，担任慈利一中历史教师，直到家乡解放。
1949年，杜修经重新工作了。原因是贺龙的前夫人蹇先任1950年代初到湖南奔父丧的时候，见到了杜修经。1957年杜修经被黄克诚、周惠请到长沙，任省委观察员，享受省委常委待遇。可是由于杜修经被毛主席点过名，心里就害怕，也没有去争取。1962年以后，杜修经回常德任慈利县副县长和常德师专副校长。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文革”中，杜修经被“打倒”，但他不顾安危，多次为被冤屈的老干部、老战友仗义执言。1985年8月重新入党，任湖南省政协常委，参加了1980年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离休后享受厅局级待遇。1986年，，江西老区有关部门把杜修经和夫人一起请上了井冈山，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次上井冈山。因此井冈山上就有杜修经给井冈山题词的大幅照片。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碑林里，也给杜修经增添了一块碑。杜修经和李觉军长的关系很好，解放后两人也有来往。文革的时候有人问李觉，杜修经在70军的时候有没有变节？李觉是这样回答的：连杜修经是不是共产党员我都不知道，怎么会了解他有没有变节？2007年杜修经去世，享年101岁。）
李觉不仅与共产党联系，也与湖南各地方实力联络以图自保，军统曾向蒋介石汇报：70军驻长沙办事处处长李厚坤5月18日在湘春街德润里三号其住宅宴请洪帮首领王奋武、罗亚夫、甘少林等十人。还与三湘洪门首领绿林豪杰组建游击队。还与衡阳洪帮首领喻宝林在衡阳北组织帮会，加入者已数千人。
李觉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蒋介石借抗战铲除异己那点小心眼谁看不破？办“云干班”有借共产党人增强自己部队实力，免于因为战绩不佳被削减的目的，但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抗战的。
李觉在干训班开学典礼说明创办干训班的目的：“我军并非没有干部，但大多数思想陈旧，不能适应今后抗战的环境，办干训班，就是为本军补充新鲜血液，培养有生机的干部……”
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前程无限。陈希周手执一张蒋介石下的委任状，在讲台上一晃说：“我来七十军办干训班，有人不高兴！但并非我自己要来，是军座请求蒋委员长派我来的，这是蒋的委任状……”在开学典礼上，还有随李觉来的军参谋长以下多人，70军一部分人害怕干训班培养的人将会取代他们，直接威胁着他们未来的官运。陈希周这番话的目的，是当着这批人显示自己来头不小，名正言顺。
其实，蒋介石的委任状，只是任命陈希周到南方巡视部队国民党党务，为了便于党组织在干训班工作，“拉大旗当虎皮”不过是吓唬这些人而已。
“云干班”在宁乡腰铺子开学后，学员有两部分组成，一是从社会招募的知识青年，二是选调的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由于“云干班”地下党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教育，这批学员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军长李觉之请，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陈豪人(化名陈希周)、朱江户、许德瑷、游毓桢等4人前往指导工作。陈希周委托杨东莼和朱江户分别在长沙和武汉两地招收各地青年学生。云干班教官中朱江户、许德瑗、蒋宗文、作家荒芜（李乃仁）和军事教官游毓桢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些地下党员组成了受中共中央长江（南方）局单线领导的“云干班”上层地下党组织。
同样应军长李觉之请，中共湖南省工委也派了郭观梅(化名郭超)等10余人前往协助工作。并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学习。其中很多是地下党员，包括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郭观梅，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过井岗山斗争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日本留学生郑乃之等。这些人组成了归湖南省工委领导的“云干班”基层地下党组织。
因此云干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很复杂 ，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单线领导的云干班上层党组织，还有归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基层地下党组织。但军事方面由游毓桢大队长负责。
游毓桢是福州凤岗里凤泽村(今福州郊区建新镇冯宅村)人。1925年就学于张家口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时,经高照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赴粤参加北伐。1928年在黄埔军校当教官,联系10余名革命同志,集体投奔十九路军。在十九路军,游毓桢担任中共总支部书记,曾参加上海淞沪抗日战争。
“云干班”教学内容基本上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许德瑷、朱江户、蒋宗文、程今吾、彭济民、陈希周等共产党人分别为“云干班”学员讲授哲学、政治等内容，这其中就有由陈希周主讲的毛泽东不朽的军事、哲学著作《论持久战》。
学员们对陈希周授课尤为钦服，“用那带着福建语音的普通客话，运用逻辑推理对未来形势的发展判断，犹如未卜先知。”
“云干班”内容开设有“国统区”一般军人必修的“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和防空防毒、救护常识、筑城教范以外，还有由程今吾主讲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每个学员发给一块绘图木板，课堂中将它搁在膝上写字看书，野外则用以测绘地图。
每天除按计划完成政治与军事的教学训练进度外，早餐前进行体育锻炼，以长跑、器械操为主。下午课余则是文体活动，如篮球、歌咏、排练剧目等。周末晚上按班组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班内学习理论研讨之风也很浓厚，有时就政治课题或学习心得，进行大组或分组讨论以至个别辩论。
如陈厚生、韩旭翔、韩绍武等同志，经常为一些哲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在这里，不仅省内外党的报刊如观察日报、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群众周刊等，甚至连陕北延安发行的《新中华报》也能看到，一些在“国统区”被列为“禁书”的马列著作在这里也可以公开轮流争相传阅。通过经常讨论、学习，使大家对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有更明确的认识。
70军内部的共产党员提出要把“70军变为江南的八路军”，他们不仅加强学习，星期天还三、五人一组，到附近农村进行调査访问及宣传抗日，在腰铺子赶墟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1939年元旦军民联欢会上演反映东北人民游击抗日、爱国保家英勇行为的话剧《三江好》，体现了八路军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作风。
徐特立1938年9月向党中央汇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70军活动，说：“有学生二百四十余人，有十一个同志，内中三个班长同志，分为两个支部。周围有二十几个进步的群众，有些不久便可吸收入党。全校学生有一俱乐部，内分组织组、宣传组、研究组、乐组。各组组长均系同志，这里的党员都通过俱乐部活动。二百四十余人中，一半为该军原来之连、班长，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一半为新招收青年学生，而我同志多系新生中之高中毕业或高中生，活动当便利。”
每一个共产党员学员的身边都有数个进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和士兵。
“云干班”办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旧军队的军阀习气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李觉与地方实力派联系瞒不过蒋介石，其部队有共产党党组织活动也定有耳闻。
一次，陈希周主任因公去长沙，委托许德瑗暂代。此时游毓桢大队长也有事，则由钟雄飞代替他培训“云干班”学员军事技能。
为此许德瑗交代钟雄飞(武汉会战因功升为19师师长、唐伯寅妻舅）在晚上自习时集合同学进行政治讨论，钟素来不满干训班开设的政治课，故以不按时集合来消极抵制，许德瑗批评钟雄飞，钟雄飞不服气反唇相讥：“你们这批留学生只能作纸上谈兵，作战时并不需要什么政治……”
许德瑗，1900年生，江西九江人。1931年获法国帝雄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后入德国柏林政治大学财经研究院学习。1936年回国，任北平大学副教授、英士大学教授。
（备注：许德瑗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1949年9月至1959年6月任民盟江西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及民盟江西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历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教育厅厅长、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1972年逝世。）
为了改造部队，李觉又从70军前方抽调一百多人到“云干班”来受训，由一个上尉书记官益阳人文浣率领前来宁乡。同时，还派一个从70军保送到陆军大学受训回军的黄仁来当大队长。随同前来的有两个区队长吴松云和梅继仁，大老粗出身。黄仁在当天下午出操前集合同学们训话，他又重复钟雄飞那一套绝对服从的理论。
一个同学即提出质疑：“如果要你去当汉奸也绝对服从吗？”驳得黄仁无辞以对而恼羞成怒，说：“这里不是八路军，你们里面有共产党……”训话不欢而散。
随黄仁前来当区队长的梅继仁，企图维护黄仁的威信，故意吹毛求疵地找同学们的岔子，在进行步兵基本训练时，看到陈厚生同学动作不符合要领，打了陈厚生一记耳光。
在国民党军队打耳光是轻的，各种令现代人闻所未闻的残酷惩罚手段比比皆是，但是在“云干班”学员看来这是极为侮辱人的。梅继仁满以为可以起到恐吓“云干班”学员的作用，不想这一耳光却成了引起公愤的导火线。陈厚生气得嚎啕大哭。同学们气愤已极，蜂拥上前，宣布罢操罢课，要求退学。钟雄飞妄图以压力迫使同学就范，大声扬言：“谁要退学就先交清赔偿费再走！”
学员陈之义立即在手指上摘下一只数克重的金戒指向钟递去，意想不到的举动使钟雄飞呆住了。钟雄飞来“云干班”之前，李觉曾叮嘱他要好好地带好后方学生，他们是本军未来的骨干，否则就要追究你的责任。现在弄成这般僵局，不好向李觉交待。正在钟雄飞为难之际，几位政治教官出来劝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受侮辱的“云干班”学员陈厚生决心与陈主任和同学们挥泪而别。
蒋介石也知道70军内部有共产党组织活动，拼命掺沙子。1939年初，后方“云干班”同学开赴赣北前线70军防地接受实战教育，在游毓桢大队长高升之际，派来一个自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欧阳禧接替工作。此人生活腐化，骄傲自大，还有性病，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能看得起这种人？最奇葩的是“云干班”结束后，此人下部队当了团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他自己贴身的勤务兵枪杀。被贴身勤务兵枪杀，也算极品。
还有70军成立的军政治部，政治部的主要人员由陈诚派来的特工。
70军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郭观梅、黄中强、尹组湘、陈伟、唐楚雄等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十九师政治部的政工队，郭观梅、唐楚雄分别担任了正副队长，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一次郭观梅为政工队办的刊物写了一篇宣传材料。在送往军政治部审查时，政治部主任黄仁质问郭观梅说：“你的文章中有好几处提到‘委员长’你这到底指蒋委员长，还是指毛委员长，抑或是别的什么委员长呢？” 郭观梅答：“当然是蒋委员长！这还有什么疑问呢？难道你认为中国还有另一个什么委员长么？”
蒋介石只要求李觉为他打仗，可在装备补给上却多方克扣。对此，李觉非常不满，故对军政治部也不卖账。当黄仁向李觉提出郭观梅的思想有问题时，李觉说：“如果你认为他不适宜在政治部工作，就将他调回军部吧！”结果黄仁被撵回军部，他到处散布“云干班”赤化。
十九师师长唐伯寅也对人说过“干训班是红色的集中营”之类的话，也曾经发生了十九师参谋长唐薜衡乱收同学们日记和进步书刊之事。在李觉偏袒下风波都得以平息，李觉的夫人何玫特意从浙江金华买了一些金星钢笔刻上“云干班毕业纪念”送给毕业的学员，可见对“云干班”学员的重视。
“云干班”学员毕业后除杨铁山因年龄较大，秉性斯文，被留在军部参谋处充当见习参谋，李德因擅长武功被安排在军部警卫营当连长外，其余同学则被分配到70军所属的19师和107师当准尉见习排长。郭观梅则由政工队调到军部补充团当排长，在分配前，他号召同学们要坚持在士兵群众中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指出官兵是鱼水关系，爱护士兵、尊重士兵的人格，不能体罚，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官兵关系，才能坚持到抗战的胜利。
由于共产党员在70军的努力工作，70军表现出与国民党其他军队迥异的作风。
一次李觉到补充团（壮丁进国军先到补充团训练，因国军待遇太差，补充团士兵逃亡率极高）和几个“云干班”同学闲聊说：“你们和郭超（补充团排长郭观梅）在补充团搞得不错嘛，抗日宣传和官兵关系都搞得好，伙食也改善了，没有打骂士兵的现象，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我们军队就要有这种风气……”李觉所说的这一切在人民军队只是最基本的，在国民党军队却极为鲜见。
上下同欲者胜，再天才的战役意图也必须有人执行，否则纵使白起复生、武侯在世也无济于事。70军内中共地下党员作为部队基层骨干，使得一支杂牌军变为抗战劲旅，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
湖南长沙开福区李觉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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