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乙酉年的一次“打虎大事件”
据说十二生肖中有“虎”，是因为这种动物代表着勇敢和力量，所以受到人们的崇拜……代表着勇敢和力量或许是真的，但要说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拜，恐怕未必，虽说人们会对一些可怕的事物因畏惧而上香跪叩，祈祷平安，但总的来说，畏惧是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崇拜的，一旦有勇士将其打败和战胜，那倒是会赢得人们真正的崇拜。
也正是因了这番道理，在虎患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古代，形形色色的打虎者在笔记中往往光彩照人，备受推崇。
虎残：伤虽愈而疤犹存
中国古代，虎患酷烈，不绝于书，死者就不必说了，就算那些虎口余生的人，也是留下了终生的怆痛，并专得一名曰“虎残”。
《听雨轩笔记》中写浙江临安山中有兄弟二人，以务农为生。一天哥哥早起，到山涧中打水，没想到一只老虎从身后袭来，“口衔其臀而走”。哥哥大声呼救，弟弟听见了，拿起一铁耙就追。老虎叼着人，本来就跑不快，而且不知何故，走路有些踉跄，结果被弟弟追上，“以耙奋力击虎背，不意耙齿适入其腹”，老虎大叫一声，丢下人就走。弟弟“视其兄，已血肉狼藉，不省人事”，将他背回家，而其他闻声赶来的乡亲在山坳里找到了那只老虎，它受伤过重已经死掉，才发现“有巨竹刺深入前掌，故行步迟缓，为人所及”，不然单凭弟弟的脚力是不可能追上它的。弟弟将死虎卖给山中富户，得银十余两，靠着这笔钱延请医生救治哥哥。其兄卧床两个月才能起身，但臀部留下了一块巨大的紫赤色伤疤。
还有《咫闻录》里记载的一件事：浙江镇海县姚墅山上有一个人遇到老虎，虎掌拍在他的脸上，他当时就昏死过去，老虎将他衔至洼下，就离开了，那人醒来，强忍剧痛爬到大树上，片刻老虎回来，找不到人，他才侥幸逃过一死，回家后也是疗伤数月，“伤虽愈而颜面五疤犹存”。
直到近代，在笔记中依然可以见到虎患所致的斑斑血迹。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中记载了一件惨事：《梵天庐丛录》
富阳一户农家的孩子，“入山樵采，为虎食”，家人寻找时，先找到一只鞋，往前几十步又找到半件袄，“有啮裂痕，血模糊”，再往前，“得臂一，自是遍觅无所得”，后来听了一个老樵夫说，老虎吃完人口渴，必会喝水，可以去河边找找，最后果然在河边找到一些碎肉，“水殷红”，家人大哭而归。
倘若将老虎仅仅视为一种有勇无谋的猛兽，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老虎狡猾起来，比狐狸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捕捉起来十分困难。清代笔记《亦复如是》上就讲了这么一件事：
某乡多虎患，乡民们凑钱请专业猎户来捕捉。猎户们到来以后，“度其虎之往来必由处，设一阱，内以羊为饵”。谁知第二天早晨一看，机关的门关着，里面不但没有老虎，羊反而不见了。猎户们只好重设机关，并整夜守在旁边一棵大树上。一会儿，来了两只老虎，一只用脑袋顶住机关的门，使其不致关闭，另一只钻进去叼了羊出来。猎户们第三次设机关的时候，将门改成两道，其中最外面一道看不出来，由猎人在附近掌控开关。夜里那两只虎又来了，直接来到第二重门，仍采用一只顶门一只叼羊的配合方法，但猎户放下第一道门之后，两只虎全都被关在机关里了。猎人们大喜过望，一起下树，谁知老虎也用了“连环计”——就在大树附近还埋伏着第三只老虎，叼了一个猎户就跑，“众猎户计无所出，猝不能救，虽得两虎，竟伤一人”。
捕虎：甩帽子和设窝弓
尽管打虎不易，但人与虎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因此成名的英雄也极多。如《谐铎》中记载的陕西人焦奇，“素神勇，赞挟千佛寺前石鼎，飞腾大雄殿左脊”，所以得了个“焦石鼎”的绰号。当时沂州“山峻险，故多猛虎，邑宰时令猎户捕之，往往反为所噬”，而焦奇恰到此地投亲不遇，流寓于沂，听说虎患日炽，便徒步入山，“遇虎辄手格毙之，负以归，如是为常”，在当地传为佳话。有一次他在山上遇到两只大虎率一小虎，他与之搏斗，“连毙两虎，左右肩负之”，并将那只小虎生擒活捉。众人见了目瞪口呆，而焦奇“笑语自若”。
《元史》中记载的石明山也是著名的打虎英雄。他与母亲居住在余姚山中，有一天，石明三从外面回家，找不到母亲，见卧室内有三只小老虎，“知母为虎所害。乃尽杀虎子”，然后他握着一把巨斧站在墙里，等着母虎回来，“伺母虎至，斫其脑裂而死”。石明山犹不肯罢休，又上山找到老虎的洞穴，将公虎也一并砍杀。搏斗中他身负重伤，“立死不仆，张目如生，所执斧牢不可拔”——据说后来《水浒传》中的李逵杀虎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
《续耳谭》中记载的辰州（今湖南怀化）叶彪父子三人则是“打虎家庭”的典范。他们“皆有异力，善搏虎”，并制作了一种“大足容身”的铁斗笠，武器是三十多斤重的铁枪和铁斧，专门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寻找老虎，“虎见其状，即惊走”，三人必追毙之。
然而与虎相斗，凭勇力者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还是要靠“智勇兼备”，才能取胜。比如在《狯园》和《翼駉稗编》中都写到过危急关头抛出斗笠或帽子，老虎要么“啮其斗以哽塞喉间”，窒息而亡，要么爪子穿透了帽胎，被帽缨子缠住无法摆脱，最终被生擒。这其中，《小豆棚》里写到的诸城县一盲人斗虎的事迹堪称惊险。这盲人有一天曳杖独行于郊外，遇到一只老虎，老虎以尾扫其面，盲人并不知道是什么，误以为是有人故意跟他开玩笑，便丢掉手杖，一把抓住虎尾。直到这时他才发觉手中之物乃是毛绒绒的东西，大叫起来。老虎吓了一跳，狂奔而逃，盲人知道自己一旦放松，就有被老虎回身吃掉的危险，因此死死抓住虎尾，被它拖曳着往前冲。路边恰好有一口枯井，老虎甩他不得，便往井里跳，盲人一下子摔倒，虎尾这才脱手。人们赶来，从井边扶起盲人，发现他身上有一些擦伤和磕伤，其他无碍，而老虎则已经在井中卡死了。
《小豆棚》
还有一些“捕虎方法”就显得荒诞不经了。事见清代笔记《述异记》，说的是安徽旌德县山中“有虎患数年矣”，数十头老虎“伤人逾千”，县官下令捕虎，无数猎户想尽办法也一无所获。康熙四十二年，有张姓父子自告奋勇前来捕虎，他们先在山上老虎出没的地方设下大量的窝弓，然后在山下打扫出一间净室，也设下大量的窝弓，“二人处其中，焚符行牒，摄召当地土神，昼夜做法……室中窝弓击发，则知山中窝弓必中一虎”，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已经擒获了七八只老虎，剩下的老虎也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嚣张作祟，虎患渐绝。虽然当时的人们都称赞张姓父子是“神术捕虎”，但根据笔记的记载来判断，神术其实不神，说到底，诀窍无非是山上的窝弓有用，而父子二人故弄玄虚，窝弓射中了老虎以后，便将净室中的窝弓击发一枚，然后淆乱事情的顺序，使人以为是二者同时发生，从而彰显“神术”，以便有更多的地方会出高价请他们捕虎罢了。
斗虎：八百斤重一巨兽
不过，父子打虎也好，兄弟打虎也罢，或者是猎户们群起而打虎，论“轰动效应”，都不如记载在《咫闻录》中的一场发生在乾隆乙酉年间（公元1765年）的大事件。
这一年的四月间，浙江西郊连续发生老虎伤人事件，一只出山的老虎“迷行平畴之所，四野横跨，爪印如盘，民皆慌张”。一天，罂湖乡富户王永春早起外出散步，他家的庭院前后皆河，院内栽种了不少绿竹，风景优美。当他出了后篱门，从桥上过河之后，忽然见到一个人正蹲在地上看什么，王永春上前一瞧，竟是一组虎爪印，心知不妙，掉头回家，将后篱门关上，正要去关前门，哪知那老虎见他家林箐深密的样子，以为是山林，已经从前门闯了进来。
《咫闻录》
王永春家的正厅西边有间屋子，是他家聘请的蒙师周秀才居住的地方，兼作书馆。屋子外面有一条胡同，有个小男孩正好携书上学，“虎见之，即纵身扑去”，老虎这一扑，用力过大，竟从孩子的头顶越了过去，孩子吓得登时瘫软在地，旁边有个人看见了，拿着棍子就去打虎。老虎只一爪挥出，“若人之头面皮肉尽脱去，而流血漂杵矣”，当即丧命。老虎往前经过胡同进入书馆，坐在床上，周秀才把被子蒙在头上，一声不敢吭。未几，老虎出了屋子，周秀才“即裸身逾窗而逃”。老虎穿过正厅，来到厅后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三层酒坛，它靠着酒坛挠痒，不曾想酒坛倒地，声响如炮，吓得它一跃而起，冲进了王永春的卧室，跳到一具藤床上，“虎身重而藤床已穿，虎陷其身，虎用力纵之，而床架在虎颈”。也许是受了惊而又挣脱不掉藤床的缘故，这老虎忽然发起狂来，在王家的各个房间里横冲直撞，等到终于甩脱了藤床之时，满室陈设已经破裂如柴。
再说王永春，见那老虎气势汹汹，赶紧跑到城里报官，县令带上两名军官和十六名士兵，展开了一场对老虎的围剿，但一阵排枪放过，子弹穿不透老虎的皮，毫无用处。这时，有个孔武有力的邻居爬到房顶，见那老虎折腾累了，“昂首开口而坐”，便拿了一根三寸粗的大毛竹，削尖了向虎口投去，宛如标枪一般，谁知老虎一口叼住，“嚼竹如蔗”。这一下，大家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官兵皆退，民亦无法可致”。
直到傍晚，老虎再次走进那条胡同时，有个躲在房屋里面的人隔着墙壁，从缝隙里突然插出一刀，正中虎身，老虎咆哮起来，往胡同外面跑，藏身于胡同口的一个屠户猛地抡起大木棒砸中了它的鼻子，老虎顿时倒在地上，于是埋伏在附近的众人一拥而上，将它打杀。再看王家的宅院：“渠渠厦屋，已为濈濈凉亭矣。”
经过测量和称重，这头虎身长九尺，尾亦长九尺，重八百斤，是一头真正的斑斓巨兽。这场耗时近一天的打虎行动轰动全省，“四方士女，云集而来观者，如蛀如蚁”。
王永春家占地两亩，应该说面积不小，但又如何能容纳上万“观众”，只好架起一根数丈高的杉木，将老虎挂在上面，“燃巨灯以灼之，观者如市，三日夜乃稀”。
对比去年闯进黑龙江省密山县的那只东北虎后来所受到的保护，不能不让人感慨时代的变迁，不过相隔两百多年，人们的意识竟然已经有了如此剧变。
但归根结底，这还是因为那些曾经令人恐惧不安的，终于稀罕到不足为惧罢了。
呼延云
2022-01-29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