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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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国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起张春桥在公审他的法庭上的讲话，还有他的女儿女儿张维维的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周建国从包里又取出一份数据，这是一篇《张春桥与邓拓》的猫眼观史网文。

周建国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1965年，张春桥曾偷偷给老领导邓拓通风报信。张春桥私下告知邓拓，他们要批斗你，你要做好准备。

那是1979年7月18日，北京市委正式发布文件，为特殊时期造成的“三家村”冤案平反。在拨乱反正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人们早已习惯这样的变化。可此次冤案的平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文化领域，人们对此十分高兴。

“三家村”案件是特殊时期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案牵扯到当时国内文化领域几个重要的人物，有些讽刺的是，此案的主要人物邓拓，正是张春桥昔日的老领导，可他却最终被反革命集团逼迫自杀。

邓拓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早年曾中过举人，可时代发生了改变，邓拓的父亲担任过教师。只靠父亲养活着一大家子人，邓拓一家生活得相当艰难，可邓拓的父亲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孩子管教相当严厉。邓拓从小就勤奋好学，为人又十分正直，他对于黑暗的社会十分不满。

1926年，中共党组织在福州等地活动，邓拓等进步青年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意识到共产主义才是改变国家的良策。于是，邓拓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开始积极参与到革命运动中。1934年，邓拓进入河南大学，他利用自己出色的文采，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一时间，邓拓成为了国内小有名气的左翼作家。他不断利用自己的笔杆子对敌人发起进攻，与同志们一起探索救国的道路。

很快，抗日战争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邓拓的人生，在国家危难之际，邓拓毅然决定前往抗战前线。他放弃了原本的研究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成为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开始负责根据地的宣传工作，不久又负责《晋察冀日报》的工作。

正是在这里，邓拓认识了刚刚来这里工作的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来到边区，成为报社副总编辑。邓拓十分欣赏张春桥的才能，在工作上十分照顾他。

这份工作，成为张春桥日后发迹的重要起点，在邓拓的协助下，张春桥很快就适应了报社的工作。他还因此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又将妻子安排到了报社中工作。平日里，邓拓与张春桥的关系十分密切，俩人成为了亲密的战友。凭借着在这里工作的出色表现，邓拓成为党内宣传领域的杰出人才，建国后就成为人民日报的社长。

由于工作缘故，邓拓与张春桥还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俩人成为宣传领域的两大新星，还曾一起到苏联学习。后来，张春桥在上海的工作十分成功，逐渐获得了上级的赏识，地位越来越高。邓拓在北京的工作同样顺利，成为宣传领域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俩人注定不是一路人，六十年代开始，邓拓相继写出了许多批判性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

此举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重视，邓拓文章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随后与吴晗等人一起，合写了《三家村札记》。此系列的文章批判性极强，其中更是有关于庐山会议等内容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影响。

邓拓等人的做法，自然令一些人非常生气，反革命势力的反击很快就到来了。1965年，姚文元发表文章直接将这系列的文章定性为政治问题。

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张春桥，心里明白姚文元此举是要对邓拓等人进行清算，尽管立场不同，但邓拓昔日对他十分关照。俩人一直都很不错，张春桥心里还是舍不得老领导，可他又不会真的为邓拓做些什么，只能提前暗示邓拓，告诉他一些人要给他定性批斗。

张春桥心里还是不想邓拓出事，希望邓拓能提前做好准备，避免真的被卷入。

只是，姚文元等人的行动十分迅速，他们相继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将矛头对准了邓拓等人。

一场惨烈的批斗就这样开始了，邓拓受到多重打击，又被错误定性，他的精神状况相当糟糕。1966年5月17日，邓拓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在反革命势力的逼迫下，邓拓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自杀前，邓拓写下遗书诉说自己的冤屈，可他的离去并没有换来平反。在他死后，此案的影响不断扩大，又有很多人被卷了进来。

张春桥也没有因为老上司的死，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反而继续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直到拨乱反正的到来，邓拓的案子才得以平反，张春桥则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严惩。

周建国似乎对张春桥多了点赞同，但他话锋一转，居然对周恩来作了抨击。

周建国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起了文革那些专案组内幕。

周建国说：根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文革”中，中共高层很多人被打倒，中央成立了 14个专案组，这些专案组实际都由周恩来掌控。

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中称，“文革”开始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从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为止，中央共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

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其中，中央军委专案组下设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下有刘少奇、王光美、“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陶铸、陆定一、张闻天、彭真等人的七个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下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三个专案组；第三办公室办下有“五一六”、抓叛徒、叶向真等人的几个专案组。实际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也是他们。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是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抽调的一批军、师级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召集他们开会，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主持召开一次四、五百人的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到1971年9月吴法宪被捕时为止，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这时上面就来压，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快作结论。

回忆录谈到刘少奇被定案的情况。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就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

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开除了刘的党籍。

据公开资料，吴法宪是中共高级将领，1965年任空军司令员；1967年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被抓；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1981年被判有期徒刑17年，后保外就医；2004年10月17日去世。

“文革”中周恩来与张春桥私保老上级邓拓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周恩来为自保谁都可以出卖。

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为自保不断出卖自己的“同志”。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

研究周恩来的著名专家高文谦称，周恩来“文革”中曾给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戴“五顶帽子”，在报告里亲笔写了“刘贼”。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示：“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此人该杀！”

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周恩来为了自保，甚至还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连跟随自己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出卖。

周建国对潘光复和柴健民长叹道：要对文革作全面深入地了解，很难。对文革的那些事和那些人作一个公正原评价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