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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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内陆去深圳的列车上，潘光复和柴健民坐在卧铺车厢里，车厢里还有一对与潘光复同龄的周建国、史念昌老夫妻。列车只要到达深圳，跨过桥就到达香港了。

潘光复和柴健民与这对老夫妻闲聊了起来，这两人都是早年从安徽合肥移居香港的新港人。这次去合肥转了一圈，主要是探望昔日文革时代的老同学。

周建国谈起了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那些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周建国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贴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

据当时的北京“地派”领袖之一的聂树人回忆：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他是个干部子弟，早在1967年3月，他就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形势讨论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当时遭到了钢院群众组织的批判，但他拒不认错，还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还在1967

年5月底组织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

1967年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张建旗一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的组织机构，包括总、特务连、情报组、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工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8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7月中上旬，“516兵团”以财贸口和农林口为中心，开始了所谓第一战役和第二战役，散发了大量攻击周恩来的传单，8月9日，他们开展了所谓“八九战役”，在动物园、甘家口。西四一代大量散发传单，贴出反周大标语，还向外地邮寄传单。

8月10日－11日中央文革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各群众组织座谈会，对反击“516兵团”作出具体部署。8月14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站”，下设农口、工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8月17日，“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北外红旗大队查抄了北外“616红卫兵”总部，抄出大批黑材料。8月20日，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师大井冈山抓住了“516兵团”骨干分子陈立。

8月26日，首都和外地1400多个组织的2万多人，在北京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516兵团大会”，张建旗等5名516头目在会上被批斗。到8月底，516兵团的全部成员都被抓，这个组织也就覆灭了。

周建国对柴健民说：我为什么同意潘光复的说法，因为真正推动镇压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直接领导者就是毛泽东。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江青在1967年9月5日、1968年3月25日的讲话，把所谓“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打击目标扩大化了。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后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任组长，公安部长李震（后因此事件自杀身亡）为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197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己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纵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纵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不了了之。

听了周建国的叙述，柴健民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