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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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庭与柴健民、何家福、李天道等几位老人交流时，谈到了文革中推行的全国“军训”和“军管”，从“三支两军”又谈到了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更严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级，以致于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

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

事實上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交通运输；无条件地交回援越物资；无条件地交回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然而，就在“布告”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逐步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

同时老毛命令8341部队带领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

从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当时北京共有高校59所，驻北京的各军兵种分片包干。空军、海军各负责10所院校，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9个院校（即机械学院、广播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化纤学院、化工学院、第二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和地质学院。

当时中央规定，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工宣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工作。北京市革委会规定，“宣传队”的最高领导为“指挥”和“政委”，“指挥”由“工宣队”出，“政委”由“军宣队”出，“宣传队”由政委负总责。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曾对所有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讲话说：学校出了问题我们不找“工宣队”，而要拿你们试问。“宣传队”直接受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市革委会有个大学组，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经常直接召集“宣传队”负责人开会，就运动的进度、作法下达指示，谢富治讲得最多。空军系统也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空军的这10支军宣队，但不指导各学校的“文革”运动；派出“军宣队”的部队也不过问“军宣队”的工作。

林慧庭说，有个叫陈昭的人曾撰文回忆说：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直属国务院建材部，是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培养建筑工业材料方面高级人才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有1千多学生。学院里老干部比较多，院长是位7级干部，在大学里非常少见。我当时担任“一高专”革委会副主任。“一高专”是军级单位，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原来是个普通教员，从未担负过领导工作。空军领导让我参加“支左”时说：空军负责10所大学，我们派往9所大学的“一把手”用老同志（多是师、团级干部），另外用1个“小将”（“文革”中对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般称为“小将”，所以称我为“小将”，其实当时我已29岁）。我曾坚辞不受，但还是没能推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陈昭受领任务后，“一高专”派出1百多人执行这个任务（全是部队的机关干部），于8月中旬开进建工学院。其时，“一高专”的群众组织刚刚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会”这面大旗底下，但过去不同派别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这支“军宣队”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属于我的对立派，对我来说，团结和带领好这支“军宣队”，本身就是个严峻的考验。

陈昭回忆说：“宣传队”的另一半是北京铁路局根据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派出，由铁路局机关干部组成，号称“工宣队”，他们紧随“军宣队”之后进驻该学院。可是当时中央规定，“工宣队”必须“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北京市革委会发现北京铁路局派出的“工宣队”不是产业工人，于是北京铁路局又重新派出1百多名真正的铁路产业工人替换了原来派去的机关干部。建工学院的“工宣队”在半年后由于铁路施工任务撤出了该学院。

陈昭作为“军宣队”队长，自然而然地就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委的身份成为“宣传队”的“一把手”，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建工学院的“一把手”。担任“宣传队”“指挥”的是一个工人班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陈昭必须承担主要的工作。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 陈昭就这样当了建工学院的家。那时陈昭唯一的优势是属于群众组织头头出身，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容易与学生领袖沟通。当时对“宣传队”也有一条特别的纪律，就是不许与学校师生谈恋爱。

陈昭在建工学院期间经历了两派“大联合”、成立学院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战备搬迁”、清查“五一六”等阶段。从一所院校里这些事情的处理可以观察当时“军宣队”的作用。

陈昭进入学院时，学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每一个人，利用各种途径尽快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召回学校。师生员工回校后，先把各种派别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由“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组成，按规定“宣传队”不参加革委会，但学院“革委会”受“宣传队”领导，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手中。当时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即“清理阶级队伍”，他们没有打击“新”的“敌人”，只是清理了群众组织办理的各种专案，使那些“专政对象”得以解脱。

这些“文革”中奉命办理的任务完成后，陈昭他们又面临一个大难题：学生们不上课，教职员工们不教课、不研究，每天让他们干什么？总不能天天学文件、“搞运动”，如果这样必然会越来越散。最后他们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联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业需要劳动力，这样可以让师生们通过劳动开开眼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北京地铁正在兴建，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工程也正在施工，于是他们把师生们拉到这两个地方以及首钢参加劳动。

陈昭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准备打仗”的舆论，一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人们的感觉是似乎战争明天就要爆发。北京市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北京的大专院校除几个最著名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在半个月到20天内必须搬出北京。 然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个搬法？

一所大学不光有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教工家属，所有家庭举家搬迁，谈何容易？老人孩子怎么办？还回来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更何况，搬迁地还要准备住房、教室、实验室、工厂、图书馆，设备图书的安放、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交通、生活设施等等，每所大学都面临一系列难题。而学院的教工们认为，你们“宣传队”将来可以回部队，学生们早晚一天要毕业，所以搬到偏远地区后你们都要离开，只有他们将不得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自然他们会顾虑重重。因此，教工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而我们又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学如何解决，不在这个学校的教工配偶的工作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学校搬迁，而北京市其他单位却不搬？这些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给我解释。上级只是给了我们一道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学院的主管部门是建材部，根据部长赖际发、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军管会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学院“宣传队”和“革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到河南、湖北、湖南选址。赖际发部长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个即将报废的金刚石矿（601矿），那里有一些空房子。这个矿离常德约30到40公里，附近没有大的居民点。我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发现，如果把该矿的房子全部利用起来，勉强可住下学校的师生员工，但根本无法考虑教学活动。经请示建材部，最后就确定搬迁到这里，因为时间紧迫，再无选择的余地。当时，建工学院的搬迁全然不考虑将来的办学条件和教工的生活环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处地方让全校人员勉强住下。

搬迁地一经选定，学院里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动员”，那时师生员工们早就是驯服工具了，对“宣传队”的要求只能服从。于是，全院师生连同家属很快就启程了，把教学工厂、图书馆交给了留守人员。

陈昭回忆说：

当时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安排全校迁移人员分成两路，教工和家属乘火车到岳阳，然后转到常德；另一路由我带领，先到韶山“朝圣”，然后徒步行军走到目的地，风风雨雨，一共走了3天半。到了金刚石矿，人是住下了，但是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铺。因为房子非常少，老师们根本不可能一家一间，许多教工只好两家挤一间房，中间拉一个布帘。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上级还下达了挖防空洞的任务。我们虽然已身处偏僻山沟，也照样得象城市里那样挖防空洞。

据我所知，当时北京许多院校都与我们有类似的处境。象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北京矿业学院迁到四川合川县三汇坝，北京电力学院搬迁河北省邯郸地区岳城水库工地及邯郸、马头、峰峰三个发电厂，情况都与我们学院相似。中国科技大学接到迁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却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师范学院内。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算是好的了，既进了大城市，又有现成的校舍可用。

当时，不仅北京的大学奉命搬迁外地，其他省市的大学也接到搬迁通知。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重庆；广东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时期只准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迁到粤北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华南工学院一度分为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

有人说，学校搬迁是由于林彪关于战备的“一号号令”造成的。其实，1969年林彪关于战备的指示只是要求军队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丝毫不涉及地方事务。大专院校仓促迁离大城市，涉及面很大，影响深远，应当是中国教育史上“文革”时期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慌乱地搬家，盲目地找地方，怎么会有好结果？这种搬迁决策把国家教育事业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穷乡僻壤绝不是办大学的适当地方。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学又都一所一所地重新搬回大城市，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换到别的城市。我工作过的建工学院在常德滞留两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柴健民、何家福、李天道等几位老人听了林慧庭的叙述，相视无语。

李天道突然转过脸对柴健民说：柴老，你这次去香港，往后就不必回到内地了。我看，文革也许会在中国重演，何必再去受一遭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