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84）

 

第36 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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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健民即将去香港了，临行前，他的朋友何家福、李天道、林慧庭等几位老人特意前来送行，闲聊时不知不觉地说起了文革中军管的那些事，谈及到当年的“三支两军”。

林慧庭有一个姓陈的学生在“文革”中曾担任过“军宣队长”，这位陈队长曾写过一些回忆录，记录了当时的那段经历。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军队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类单位的军管）。军队的“三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任务。

在诸多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若干年，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讲得清“三支两军”的由来和真实功能了。

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困难；而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也就无从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

林慧庭曾问过他的学生：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哪谁是“革命左派”？

那位陈队长告诉林慧庭：

1966年“文革”发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了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

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4个阶段中的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可现实的演变完全超越了老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彼此之间呈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这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当时老毛也承认：“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

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为名，尽快控制局面。

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军队“支左”一词的来源。

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老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对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打哑谜”。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摸不清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老毛的初衷相违。

那位陈队长对林慧庭说：实际上是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数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

陈队长补充说：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

陈队长对林慧庭说，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再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林慧庭说的这些话，让柴健民、何家福、李天道等几位老人若有所思，他们都是文革经历者，但却都对“三支”的缘起一无所知，何况如今的年轻人呢。文革，实际上已在民众的印象中渐渐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