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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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三个老人说： 毛泽东在文化领域不断开展“反复辟”斗争，他 发动的文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天下大乱”。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及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正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佩云。大字报说，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里有鬼；指责宋硕等人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大字报号召，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内外引起强烈反响。5月25日下午，大字报贴出后几小时，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来到北京大学。接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到北京大学，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的精神，要求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北大党委当夜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华北局领导的指示。指示精神的着眼点是公开张贴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李雪峰提出可以将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要求北大党委把运动领导好。虽然有关领导没有反对贴大字报，也没有评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但对大字报及其作者的批评态度是很清楚的。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字报后，决定向全国广播。

6月1日，毛泽东在这份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污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针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加写下了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引起广泛震动，它直接导致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运动中最先被冲垮的党组织，由此开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先例。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