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16）

 

216

 

潘光复和柴健民在从内陆去深圳的列车上，从周建国手里接过了《北京大学纪事》那些资料，其中还有一本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书籍《风雨未名湖》，作者是胡宗式。胡宗式在书中回顾了自己重回北大的日子。

潘光复开始阅读起《风雨未名湖》。

根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北大宣传队把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的一些学生揪回学校，进行了清查，具体人数不清。根据一些校友的回忆，有下列几个：

北大物理系1966届学生，曾任聂元梓校文革动态组长的胡宗式，1968年被分配到了陕西宝鸡某工厂，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揪回了学校接受审查。

胡宗式回忆道：

1971年1月上中旬，我正和爱人度蜜月。在南京岳母家，接到厂里发来的催我回厂的电报。2月19日上午我回到厂里，知道北大来人了。当天晚上在厂保卫组，北大的李桂勋对我说：“北大有事让你回去一趟”。厂里派了干部科的吴长顺陪同李桂勋一起“护送”我上了当晚去北京的火车，21日凌晨2点左右到了北大。上午10点，我住进43楼211室，窗上钉了木条，门上贴的大标语是：“誓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

物理系组成了20多人的专案组，成员有工军宣队队员、学员和教员，组长张万祥（原井冈山兵团），副组长庄逢源（原新北大公社）。1971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系宣传队指导员杨宗佑（8341部队的连指导员）来到我住的屋里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动你，是叫你安一下心。过去说我们掌握你70％，现在可以说掌握你100％。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5•16’并且是骨干。是坦白呢，还是抗拒？从现在起和你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你倒霉就倒霉在聂元梓身上，你知道她在5•16集团里处在什么地位吗？她不用填表，她有批准权。你以为材料烧了就查不出来吗？表烧了人还在。名册烧了，组织部长还在嘛！”接着又说：“你们搞的那一套不行，那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怎能抵得住无产阶级呢。我不要你现在表态，你先考虑一下，睡觉去吧。”

这一天晚上让我11点多睡觉了，比以前提前两个多小时。我多日缺觉，躺下就着了。专案组的刘文振（解放军学员、排长、学毛着积极分子）和另一个人一夜没睡，在旁边观察我是否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5点多把我叫起来后，刘文振问我：“想得怎么样了？”我说：“不是！”一下子把刘文振气炸了：“啊！我们等你一夜，你可倒好，两个字完了。校领导说要把你培养成典型，给你机会你不要！”

1971年3月2日，宣传队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坦白大会。牛辉林上台坦白他参加“5•16”：“是洪涛发展我参加了5•16。我攻击江青同志，还发表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搞武斗。”牛辉林重点宣传不要搞攻守同盟，他说：“那是建立在私字上的，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散会后，专案组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对立派的头头是5•16，我能有什么想法。”

1971年3月底的一天，由杨宗佑出面又找我谈话，他说：“这一个月没有动你，你别以为没事了。毛主席的政策一贯是一网打尽。这些天我们就做的这个工作。你是‘5•16’，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一个也跑不了。你们是反王、关、戚的？你们反王、关、戚是个大阴谋。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是个先进典型。它好在哪儿，好就好在稳准狠，一打一个准……”。下面是我和杨宗佑的一段对话。

杨：你怎么样？

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永远也不是。”

杨：“那么有人检举你呢？”

我：“可以对质嘛。”

杨：“对质？那么保护检举人的政策那里去了？”

我：“不对质，我没有别的法子。”

杨：“你还是好好考虑吧，为你个人的前途，也为你的家属。”

我：“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杨：“把话说绝了？”

我：“说绝了！”

杨：“那好，走着瞧。”一拍桌子就走了。我当时错误地理解了“态度老实，不对抗群众”，一狠心就承认了“我是聂孙反党集团的骨干，但是我本人无阴谋。”因为我们是和5•16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是反对王、关、戚的。尽管我承认了“聂孙反党集团”，但在材料中，我一直把“5•16反革命集团”和“聂孙反党集团”分开来写，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1971年9月9日、10日、11日连续三天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我，地点是一教101。黑板上的标题是“彻底批判胡宗式的反革命罪行”。

事前规定我不许说话，不许喊口号，不许举手。他们先让我在门外等着，喊了一遍口号以后说：“把胡宗式带上来！”让我从后门（阶梯教室高处的门）进入。

9日批判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个发言的是一般而论，第二个发言批我“反江青”。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先泛泛地说5•16反革命集团如何如何仇恨江青同志，具体提到我的就是一件事：我说1968年3月8日，江青讲“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后面还有大的吗？”发言者说：“骗子给聂元梓黑指示，大反谢副总理，胡宗式却嫁祸于江青同志。”我听到这里笑了笑，把头一扭。

第三个发言批判我反总理，说：“胡宗式勾结湖南某组织的坏头头炮制了所谓的007密令。”他还造谣说：“胡宗式拿到这份材料，对聂元梓说：‘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指陈伯达）说这份材料很重要”。谈到“与许维纲谈话记要”时，说这是“以调查社会上反总理的情况为名，搜集整理总理的黑材料上报给黑后台。”听到这里，我对他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实在不能容忍，把头一扬，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总理！”这时全场一片口号，想以势压我。学员严谨宽跑上来，用手压我的头，压下去我抬起来，一共三次。主持人说：“把胡宗式带下去！”我把头一扬，昂首快步，穿过人群，从走道中过去。我步子大，后面跟着的两个人都是小跑。

10日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批我反军和挑动群众斗群众。

所谓反军，是在“聂元梓、胡宗式之流……”的名义下，把许多事都加在我的身上。

他们造谣说我“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在1967年4月就说‘现在是军内造反派受压’。”他们还污蔑我“在电报大楼大反通讯兵”。散会时，他们总结了前一次会的经验，不叫我从后门出去，而是从前门走。这样不从人群中过，以免我示威。回来以后，专案组张万祥、庄逢源找我谈话。我批驳他们说：“说我在1967年4月说‘现在是军内造反派受压’，我根本没讲过这样的话，即使讲了这话也不是错，那时受压的正是‘三军’。说我‘在电报大楼反通讯兵’，这怎么可能呢？通讯兵在那支持‘红讯’，我们在那也支持‘红讯’。”

11日第三次批判我的大会，重点是反王、关、戚和二月逆流问题。反对王力、关锋及其在基层的势力吴传启一伙，是聂元梓领导下北大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这一伙人如日中天，反对他们有很大的风险。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到钓鱼台，面见江青和陈伯达（戚本禹也在场），告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此次接见，江青讲了一句：“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了吗？要和吴传启在政治上划清界限。”针对这句话，大会的发言者说：“聂元梓造江青的谣。”又说：“你们反王、关、戚是搞政治赌博，靠的是先验论，是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其实这些说法并不是创造，早在1967年就有了。因为不让我发言，所以我只能用肢体语言表示我的不屑。

1971年9月13日晚上，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校领导找我谈话。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校领导三人、校专案组一人（他们都穿军装，姓名没有介绍），还有系专案组的张万祥、庄逢源。他们问我三次大会以后有什么想法。我说：“关于007密令问题，我拿到的这份材料，上面只写到刘志坚曾看过这份材料（密令），而我看到材料的时候，刘志坚已经倒台了，我怎么可能讲陈伯达说这份材料很重要呢？对这份材料，我当时已表态‘这是对总理的陷害’。”

校领导说：“你不反总理？但是这材料是从戚本禹的办公室里抄出来的，签着你的大名，你还说什么？”

我说：“我当时是上交中央文革的，而不是上交戚本禹的。如果说写明交戚本禹，那么尽管是在67年4月，也算我反总理！”“我把与许维纲的谈话写成材料，上报给总理和江青等首长，这怎么叫反总理呢？许维纲说：‘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站在了总理的一边。’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怎么能推论出我们是反总理呢。”我又说：“在67年5月中旬，我到中南海对总理驻交通部的联络员讲‘我们发现了社会上一个反总理的集团，就是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等组成的团伙，每一次总理讲到余秋里、李先念、陈毅问题，他们都出来唱反调……’。这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态度。”

一位领导说：“说反谢就是反革命，你想不通，难道反谢是革命的？”听到这里我说：“那么我再讲一件事”。我讲了7月10日与学员周志强的对话，讲完之后，有一位插话：“你说‘我说了谢富治是5•16的总后台。’他说‘这还用你说？早就知道了。’是这样吗？”我回答：“是这样。这段对话，我以我的脑袋来保证，一个字不差。”他们问我：“你讲这些目的是什么？”我说：“为我自己作些辩解。”校专案组的人说：“今天校首长找你，机会很难得，你应当珍视，不要为自己做什么辩解。”首席校领导说：“今天找你还是要挽救你。你的态度很不好，在北大是出奇的，在北京市是少有的。三天大会我们都参加了，坐在后面，你看你的样子，听说你在学生时代就高傲自大，目空一切。但是我们还要按照党的政策，挽救可以挽救的人，你还很年轻，才30多岁，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事。你自己也要为你的前途着想，要考虑一下到底走什么路，是否要和5•16反革命集团彻底划清界线。”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也不要你马上回答，回去以后好好地想一下。”

事后，庄逢源要我把与周志强的对话写成材料，并叮嘱材料只能交给他和张万祥。

1973年3月30日晚，我在全系大会上向群众作检查。我检查之后三位群众（学员谢东升和教员卫崇德、刘尊孝）分别发言，然后由系总支第一副书记曹芝圃宣布结论：“对胡宗式的审查结束了。今天他向群众作了检查，我们认为这个检查还是很不深刻的，但是也看到认识有了提高。根据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上认为，胡宗式是受聂元梓蒙蔽，犯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

张万祥和庄逢源送我回厂，1973年4月6日回到厂里，他们把我交给了厂干部部的赵念书。当着我的面，他们向厂领导谈了对我的结论，并说：“以前你们怎么对待，现在还怎么对待。”

潘光复合上了《风雨未名湖》，作者胡宗式回顾自己重回北大的叙述，让他无语地合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