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91）

 

191

 

在前往香港的列车一路前行，窗外的房屋、树木一排排地朝后倒下了。柴健民睁开眼，又继续阅读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一文。

这篇回忆录写道：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又打倒了陶铸。接着，指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趁热打铁，在狂热的　红卫兵中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矛头直指国务院。

为了搞垮“旧政府”，他们编造谎言欺骗毛泽东，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涛骇浪，策划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统统打倒，从而试图搞垮“旧政府”。

当时，江青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仍不甘心。于是，1967年5月，他们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再次煽动红卫兵，打着纪念、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兴起极左的“五一六”思潮，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制造社会混乱。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才出现了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等处也突然出现“火烧李先念”、“油炸余秋里”、“炮轰徐向前”这一类标语、传单，落款均为“五一六”。他们还在首都繁华地区，秘密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攻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号称“五一六”的组织，突然不约而同地出现，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其不同点是：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农大“五一六兵团”，是公开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只成立一天，参加者有名有姓；后者则是在夜间秘密活动，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秘。

广大群众对这些肆意攻击周恩来的恶劣行径极为气愤，强烈要求严惩。不久，秘密活动的“五一六分子”(首都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很快被群众和公安机关抓捕，“五一六组织”遂告瓦解，不复存在。

其实，无论是农大“五一六兵团”，还是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它们都是“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煽动的政治思潮下出现的产物。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用“东方红”、“井冈山”、“延安”、“红旗公社”等革命色彩鲜艳的字眼，建立造反组织，标榜自己特别革命。甚至荒唐提出“一切权力归×××”的极左口号。用“五一六”命名造反组织，就属于这一类型。

1967年5月以后，林彪和江青等人认为全国乱得还不够，提倡“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自己”。于是，他们指使王力、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不断鼓动红卫兵大闹特闹，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

到了七八月间，全国混乱局面达到了高潮，冲击领导机关，揪斗党政军领导人，抢劫军火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失控。

于是，毛泽东及时发出最新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还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

尽管“五一六”攻击的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但他认为那是红卫兵中少数人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对学生主要应该进行思想教育，着重正面引导，没有必要扩大追查范围。

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组组长袁光强曾经回忆，他最早发现“五一六”的标语后，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汇报，后组织了“五一六调查组”。经过一两个月深入、全面、认真的调查，查明秘密“五一六”的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所有骨干分子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捕。

事后，这个直属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

然而，江青等人却违背事实，继续借题发挥，在“五一六”问题上大做文章。

就在记者调查组提交了调查报告后，他们却精心策划把一大批军内外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同根本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挂起钩来，进一步排除异己。

在此之前，他们首先拿农林口秦化龙问题做文章，以求“一箭数雕”：

一来，因为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后调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主任，“文革”初期还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开会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上天安门陪同中央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有社会影响。二来，林彪、康生他们也知道周恩来十分关注秦化龙，曾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组织辩论会，想通过解决秦化龙问题，要求为平息中央机关派性斗争做榜样。三来，他们还知道1940年马明方、秦化龙等100多人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解救回延安的。秦化龙等人的“叛徒”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四来，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不久前又出现过农大“五一六兵团”。

所以，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反“二月逆流新反扑”和清查“五一六”如出一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以便从不同方向排除异己。

1967年9月后，首都红卫兵开始返校“复课闹革命”，工宣队、军代表相继进入学校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组织大联合。轰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五大红卫兵“领袖”失去价值，不再成为依靠的力量。不久，他们的政治命运走到了尽头，先后成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该予以彻底揭露。

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后，江青等人看到形势不妙，马上采取丢卒保车、贼喊捉贼的手法，抛出经常出头露面、煽动造反的头面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公开宣布将他们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逮捕，以平息毛泽东的震怒。

柴健民看到这里时，潘光复从上铺爬了下来，他准备上厕所。潘光复见到柴健民正在阅读一本香港杂志，便好奇地问道：你怎么随身带了本香港杂志？

柴健民指了指睡在对面下铺的周建国说：这本杂志是他的，他睡着了，杂志滑到了我的跟前，我就随手翻翻。我正在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一文。

周建国依然睡着了。

潘光复从柴健民手里接过那本香港杂志，对柴健民说：柴老，你看的文章原刊于中共党史网，你能相信这里写的都是真实的吗？

潘光复上厕所去了。

柴健民手里握着那本香港杂志，却一脸的懵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