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99）

 

199

 

周建国指着那份从合肥收集到的资料《在安徽制止武斗的回忆》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来源于《昨天〉杂志，作者刘家驹详细地描写了当时合肥G派、P派争斗的情况。

作者刘家驹回忆说：

1967年8月8日，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

傍晚时分，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应是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枪声就是命令，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二人跟车，广播中不停地发出呼喊：

 “我们是6408部队（十二军的代号），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看到六安路路南的一家机关大院，和路北的市第六中学的屋顶上，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射孔的火舌正在喷吐，相互对射的机枪、自动枪子弹在暮色里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我们跳下了车，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已挤满了人，我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放声哭喊开了：“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

看守回答：“P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

“一百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

“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合肥工业大学，是G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在头头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南院门。

楼上G派的战斗人员，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用手指做了个V字，小青年告诉我：“有人被打死了。”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暗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小青年说：“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围观的人告诉我：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我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骤然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我近前一看，烧的都是课桌，椅子，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自己放的火。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拨拉，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忙活了一阵，终于掏开了一个通道，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到人影。我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

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迭在一起，我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搂住我，感激的话变成了一片呜咽。我安抚了他们一阵，清点了人数，一共15人，有三人是腿和胳膊负伤的。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头头说：“一百多。”“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他们刚撤走了。”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我马上站到平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回过头，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从天窗一一送了下去，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我和他聊起来，他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我，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份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我问：“为什么都挑成份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份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我又问：“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

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为什么不打到底，杀身成仁？”

小青年有些发窘，说：“让你们来解救我们，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

我在想，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去赴汤蹈火的。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我看了看表，已过晚上9时。返回时，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区穿过，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已是一片萧疏，见不到车辆和行人，空落落的街道上，只闪现着稀稀落落的街灯。

周建国讲到这里，不再说下去了。此时的潘光复和柴健民也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