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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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国与妻子史念昌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讲述了文革中合肥镇压33人反革命复辟集团案的血腥故事，他又从包里取出一迭数据说道：

这份资料是我在合肥刚收集到的。资料名称是《在安徽制止武斗的回忆》，来源于《昨天〉杂志，作者是刘家驹。

刘家驹，1931年生，重庆人。1949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朝鲜战争。1962年由炮队训练队副队长调12军军部政治部宣传处，专事革命回忆录采访、写作、整理工作，参加了文革前期安徽省的“支左”，后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组副组长。后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刘家驹2017年7月31日去世，这篇原载电刊《昨天》第94期的文章，是他生前审定后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文章说：

文革进入第二年，毛泽东号召兴起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掀起了“一月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号召造反派夺权的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然而，夺权却引发了群众组织的大分裂、大混战，各地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变文斗为武斗。

与此同时，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批示给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于1月23日发出，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军队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同时又因“支左”而“支派”，激化了群众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导致了新的动乱。

安徽的两派冲突，是从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认为夺权没有搞大联合，坚决反对，说成是“好个屁”，人称“屁派”，各自简写为G派和P派。

造反派中的P派中有一支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冲劲大，影响大，还有几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老干部支持他们。

周建国昌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文革中被合肥市革委会镇压的33人反革命复辟集团案成员，应该就是属于P派中的造反组织。这些成员当初似乎组织了一个名叫“怒吼独立师”的造反组织，成员中都有从军经历，但受各种政治运动冲击，这些军人先后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后来或劳改或劳教，下放地方劳改工厂。

1966年12月3日，毛泽东、林彪批示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意见，要求“一切复员、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革组织”。

1967年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时也特别强调“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安徽的红卫军遂被认定为非法甚至反动组织。“怒吼独立师”则成了“反革命复辟集团。”

1月25日，红卫军的发起人之一、省民政厅老干部于得水遭到逮捕，不久死于省公安厅看守所。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九条意见中专门写道：“逮捕于得水同志……是错误的。”“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央在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还强调：“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安徽局势进一步混乱，对立的两派都认定自己是“左派”，对方是“反革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相继在淮南、蚌埠、芜湖、安庆摆开了战场。黑云压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

周建国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这是我知道的当时的一些信息。